- 我们建立在社会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答案是，在今天的绝大社会之中，特别是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之中，这样一个过程（包括了价值判断）和这样一种努力（注：指构建民族-国家），注定会失败。
- 在现代世界，即使在欠发达的边陲，或者族群、文化和语言都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之中，每个社会都产生了一个知识精英群，他们基于感情原因和（我们不能忘记）自利的考虑，将捍卫这种“原始的”价值观和特性。这些精英，正如格尔纳曾经正确地强调的，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社会之中并不存在。今天他们则存在于这样一种农业社会之中。在现代情境之中，所有重要的群体都有作家和知识分子传播其民族文化，而传播体系已经大大增加了移民和他们的家文化保持持续联系的可能性，并且现代民主规范已经接受了多元文化主义。此时，同化政策，即使不是正式的反民主的，也可能不会被导入民主动作设计过程。如果主体民族确实是要建立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各种类型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ing）方案往往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存在。
- 当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变成15个国家，所有国家都是以“主体民族”作为基础，一些分析家高兴地认为可能会出现民主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在这些国家第一次选举之时，许多任职者提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的纲领。减少主体民族和“移民”之间的冲突的一种可能方案是戴维·莱廷所称的“竞争性的同化博弈”。许多工人阶级移民为了使其子女在新的环境中增加生活机会而开始竞争性的同化。这可能发生在文化和经济都充满活力的加泰罗尼亚的西班牙工人阶级移民之中。但是，它有可能在中亚的俄罗斯人中发生吗？1989年，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占59%，而哈萨克人——该国的主体民族——占22.5%。只有不到1%的俄罗斯人会说哈萨克语。吉尔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凯克的这一比例在事实上也差不多。在这种住地殖民主义背景之下，没有一个志愿组成 的民族-国家能真正推行竞争性的同化过程。在这种情景之下，如果要成为民族-国家，就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事实上，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只会鼓励“殖民性的居住者”向俄罗斯日里诺夫斯基类型的极端民族主义领导人求助。
- 在多民族背景下鼓吹民族-国家还有另外一个不利因素。许多民众，如果他们居住在多民族国家，也许会出于原因（或者是为了维护其经济中的多渠道组合方式），偏好多样化的认同，抵制民族-国家的同质化运动。这些民众往往是民族-国家事业的第一个目标。从经验上和情感上来说，当今世界的许多族裔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止认同一种文化和历史，他们具有异族联姻经历，拥有其他民族的朋友，经常在一个国家进进出出。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可能具有双重认同。民族主义者，无论是来自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和被压迫的民族，都要求人们放弃这样一种双重认同，在二者中选一。事实上，他们常常制造或者强化了一种此前并不存在的两分法。这就是为什么公民投票能够分裂并且破坏实际的社会联结的一个原则。
- （如果）在多民族背景之下，国家政策具有开放性，能认可平等的公民权，使所有公民都接受国家授权或者强制实施的个人权利的共同“庇护”，那么，巩固民主的机会将会增加。
- 与其他政治实体相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需要建立以非多数票、非公民投票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比如，如果在国家之内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空间差异，可以实行联邦制。国家和社会都应该允许各种多样化的公共机构的存在，如媒介和学校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尊重文化符号的多样性，允许多种合法的婚姻模式，在法律和政治上允许代表不同社群的政党，在政治程序和设置的安排方面，则实施阿伦·李帕特所说的“协合民主”。一般来说，比例代表制可以更好地代表在空间上分散的少数民族。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些忠实追随者，强调个人权利和普遍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权利。但是我们认为，将多民族、多文化社会和国家之中民族或者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与得到国家充分保护的个人权利结合起来，可能是将民主和非民族-国家政策结合起来时冲突最少的一种方式。
- 如果转型的起点是非民主的多民族联邦制度，建立民主的联邦制的一种策略，在选举的次序上可能应该首先在国家层次进行选举，这样可以产生一个合法的框架，然后再仔细考虑如何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分权。
- 政治认同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久的，民主领导人的品质（因此）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政治领导人可以培养多样化和完整的政治认同；政治领导人也可以培养两极化和冲突性的政治认同。
- 在波黑种族清洗意识被作为一种建构民族-国家的策略之前，萨拉热窝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其居民具有多元化的认同，是世界上所有城市中不同信仰之间通婚率最高的一个城市。
——摘自《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