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进行贸易保护的，对中国的损害有多大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认为美国是在迫使中国走上＂正轨＂的想法过于一厢情愿。
2 利益显然是本届美国政府的关切点，用＂无利不起早＂这样的模式来思考美国政策不再是不合时宜的。
3 中国的经济开放是既定方针，但从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过程来看，关税一步到位不太可能，在贸易战爆发的情形下也不可能，而且可能性反而会更小。
4 对中兴的制裁只是小试牛刀。苍蝇不盯无缝蛋，说成是中兴往枪口上撞也不为过，不算冤死鬼。恫吓对手才是美国是制裁中兴的目的。等到双方攒足了筹码，大概率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的。
5 科研不是一日之功，开放不是一日之功，经济布局更不是一日之功。就算中国换个政府，明天早上一睁眼，还是没有自主研发的芯片，也看不到关税变零，更没有一个更健康的经济结构。把建政70年来的错误放到短期来纠偏并抱有过高的期望，也是一种巨婴行为。
6 达成共识永远比产生分歧难度大。
第一段，比利拒绝橄榄球队老板时的台词
我所做的不是什么故事或者精神，是真实的生活，你对这里面的含义完全不懂，你想把它转变成另一回事，就算您不是吝啬鬼，我们也不想被商人利用。我觉得圣战狂热分子的都比你对我们有敬意。有时候，没有倒比有一点更好。
对于旁观者，无论我出于何种原因流了血，你是否用血蘸馒头吃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是否尊重我，以及是否能得到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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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比利跟姐姐凯瑟琳告别时的对话
我不是英雄，凯特，我是个军人。这是＂蘑菇＂教给我的，我属于那里。我没法评价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但就是这样。我真希望有个什么方法，能让你为我感到骄傲。
对于家人，命运让我们相聚，无可选择。对于人生，每一次有人找到了“归宿”，都是同样地义无反顾。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生，旁观者可以对错来打分，但面对生活的选择题，那些复杂程度超过简单价值判断的部分，多数人都是跟着感觉走的。给你爱着的人一个拥抱吧，心中连这点火焰都没有，还怎么拥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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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比利和脑中的＂蘑菇＂的对话
比利：这两周我一直在思考，以为自己了解一些普通民众不懂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才是主宰这一切的人。我生活在见鬼的战争里，在这场他们的战争里，对吧，还有他们的电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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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你我是一个战壕里的小哥俩，离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也可能客死他乡。你扛起重任的时候到了，别忘了，那颗子弹我没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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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我准备好了，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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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我爱你。
一个战士，恨那些脑子里缺根弦的敌人，看透了那些操纵战争的大佬，知晓了民众脑中的战争幻像，然后他做出了选择，他依然不会喜欢杀人，他依然讨厌战争，但他不再是那个阴差阳错入了伍的新兵，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需要，给自己充分的理由留在这个战场，慷慨面对命运射出的子弹。这是李安的英雄主义。
家里的燃气灶前一阵开始打洋工，按两三下才能出一次电火花，常常是只听到它出气，不见它发火。换了新的电池也不见好转。
这样有段时间后，干脆彻底罢工了。
上网转了转，确定了这台燃气灶是电脉冲点火，按一次就会不断产生电火花。而老式的叫压电陶瓷式，没有干电池的，按一次只产生一次电火花（听起来像一次性打火机哟）。
又看了看各种故障类型，觉得电脉冲点火不是那么容易坏的，结合我家的情况分析，极有可能是点火头沾上了污物。
死马当活马医呗。最坏的结果就是换一台……呃，想想就觉得很麻烦，好怕麻烦。
于是拿了一只牙刷、一块抹布、一点洗洁精，还有，一只喷水壶，开工。
牙刷是用来清洁点火头的。点火头贴着灶头喷气嘴很近，那一面只能靠牙刷才能弄干净。拿抹布擦干后，按了几下钮，居然，来——电——了！
真是立竿见影啊。可为什么只有电，却无火呢？
决定清洁一下灶头喷气嘴，上面有好多小孔，喷水壶就是用在这儿的。
喷了两次后，电和火都有了，但点火成功率并不高。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喷气嘴有的孔有火，有的孔则没有。于是重点喷洗了无火的小孔。
结果，完美点火。
不要质疑我家的燃气灶有多脏，也不要告诉我，那些烧得焦黑的地方，你家做清洁时都会擦……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哼。
不需要 Mp3tag 那么专业的工具。
Win7 里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WMP）就可以做到。
旧版的 WMP 是用右键菜单里的“高级编辑”来实现这个功能的，Win7 里的新版 WMP （原谅我实在没找到在哪里能显示版本号）删掉了“高级编辑”项，让很多人以为这个功能被阉了。
其实，功能还在，微软让它更简便了。这么多年来，大家习惯了不简便的微软，一简便起来还真容易找不到北。
回正题，新版 WMP 怎么找到添加封面的功能呢？如下：
遇到一台电脑，Windows 7 系统32位专业版，装有 Office 2003，本来一直用的好好的，最近 Word 和 Excel 出了问题。
具体症状如下：
解决方法：
2013年末，乘渡轮从长洲岛回港岛，坐后舱前排。途中，儿子晕船呕吐一地，座椅上也沾了些。老婆负责收拾儿子身上和PVC座椅上的污渍。我拿出纸巾开始擦地。
这时，后排站起来一个香港男子，动作迅猛地在舱内巡视一圈后，从垃圾桶附近找到些废报纸，给我递了过来。我用普通话谢过他，用这些报纸加上纸巾和湿纸巾，很快把地面收拾得一干二净。这个过程中，至少我没有注意到有人拍照，船舱里也非常安静。对我儿子来说，呕吐是最激烈的，然后一切都迅速平静，好像没发生过什么。
其实不论香港还是内地，城市就是这样，在挤满陌生人的街头、巴士、地铁和渡轮上，在那些随机的“状况”发生之后，伸出援手的人总是屈指可数。就算生出嫌恶和不满，大多数人也会把它埋在心里，然后继续做自己的路人。
拿报纸的递给我的港人是少数，会热心帮助撒尿儿童的港人是少数，给撒尿儿童拍照的港人是少数，凑上来打抱不平的港人是少数，甚至素质极差的内地人也是少数……
但是，当他们一起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一切就好像都变成了多数。
用一两个人的面貌去描绘一个群体？在面对熟悉的群体时，大多数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面对陌生的群体时，人们脑中的画笔就不再拘束了。
香港可以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城市，处处都有活雷锋，处处都是高素质的绅士化广东人；香港也可以是一个极度排外的城市，面对内地人冷若冰霜，面对洋大人热情如火——这些都是我们遇到二三事之后，可以想象出来的部分，完全可以自由发挥。我们会用同样的手法来描绘自己居住的城市吗？
香港也是一个城，形形色色的人居住的城，单从种族上来说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只讲粤语的三教九流处女天蝎，对于内地人来说，实在太陌生。而迷雾重重的大陆，对香港人来说，也是太陌生。
拿出跟陌生人交朋友的办法，少一点猜忌，多一点善意，不好吗？
＊早年发布于简书，简书账号被强制注销后迁至此地
既然必须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门的雄狮下面卖命，因为它生来就比我强壮有力，也不去投奔200只和我同类的鼠辈。
—伏尔泰
译/吴万伟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其著名小说《双城记》中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开头。但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可怕的世纪来说，绝对不能用这样的话描述。人类相互残杀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但是如果与俄国革命及其后续的压迫、折磨、凶杀相比的话，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拿破仑(他们引入了在战争中大肆屠杀的方法)的恶劣行径，甚至包括亚美尼亚大屠杀在内都会变得黯然失色。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波尔布特等人的可怕罪行因为信息受到系统性地捏造而多年来一直不被人们所了解。它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本来可以防止的人类罪行。那些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改变这些罪恶。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饱含特别的感情，因为我已经上了年纪，亲身经历了几乎整个世纪。我的人生一直是和平与安详的，如果考虑到这么多人类同胞的悲惨遭遇，我甚至对此感到羞耻。我并非历史学家，无法对这些可怕事件的起因给出权威的回答，但是我想做个尝试。
在我看来，这些灾难并不是像斯宾诺莎所说的人类情感中的那些普通的、负面的情感如恐惧、贪婪、部落仇恨、妒忌、和对权力的痴迷等，虽然这些情感的确发挥了非常可恶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灾难是因为思想或某个特别的思想引起的。矛盾的是，卡尔·马克思虽然在著作中贬低观念的重要性，认为非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更重要，但他的思想竟然完成了对20世纪的彻底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既有符合其渴望的方向也有与其理想背道而驰的后果。德国诗人海涅(Heine)在其著名作品之一中告诉我们，不要看不起坐在书房里的安安静静的哲学家;他说要不是康德摧毁了神学的权威，罗伯斯庇尔就不可能把法国国王的头颅给砍下来。
他预测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谢林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其他创始人的军人学生将在有一天以疯狂破坏的方式摧毁西欧的最伟大时代，其威力之大可能令法国大革命看起来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已。这种说法或许对德国的形而上学有些不公平，但是海涅的核心思想在我看来很有道理：纳粹意识形态的确以一种卑劣的方式起源于德国的反启蒙思想。有些人在屠杀或者迫害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因为他们受到某些人的话语和著作的影响，这些人绝对相信自己知道如何实现完美的理想。
请让我解释一番。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一种办法能够解决所有人类问题，能够设想一种人们能够实现的理想社会，只要他们做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做的一切，那么，你和你的追随者就必然相信只要打开这个天堂之门，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当某个简单的真理开始付诸实践的时候，只有傻瓜和非暴力分子才会抗拒。那些抗拒的人必须被劝说，如果不能说服，就必须通过法律来约束他们，如果还不奏效，那就使用胁迫，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直到最后不得不使用恐怖和屠杀等手段。列宁在读了《资本论》之后相信了这一点，他此后一直教导说公正、和平、幸福、自由、美好的社会要想通过他鼓吹的手段创造出来，那么这个目标就可以为必须使用的任何方法辩护，也就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这个观念背后的根本信念在于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问题都有一个真正的、可找到的答案。这个答案能够而且必须被付诸实施，那些找到该答案的人就是领袖，他们的话就是法律。任何真正的问题都只能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这种观念是非常古老的哲学认识。伟大的雅典哲学家、犹太人和基督徒、文艺复兴思想家和巴黎的路易十四、18世纪的法国激进改革者和19世纪的革命者，无论他们的答案是多么不同，也无论他们找到答案的方式是多么不同(为此哪怕发生血腥的战争)，这些人都相信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是人类的罪恶和愚蠢阻碍了理想的实现。
这就是我说的观点，我想告诉诸位的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不仅因为不同社会思想学派给出的答案各有不同，任何一种都无法通过理性的方法展示出来，而且因为更深层的原因。在大部分历史中，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即便不是完全普遍性的，至少并不总是相互和谐一致的。有些相互协调，有些则不行。人们总是渴望自由、安全、平等、幸福、公正、博学等。但彻底的平等与彻底的自由格格不入，如果人类完全自由，那么狼就可以随意地吃羊。彻底平等意味着人类自由必须受到限制以便禁止最能干和最有才华的人超越界限，因为其他人在与他们的竞争中必然被打败。如果允许给予强者欺负弱者的自由，将无法保证安全和自由。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寻求安全或和平，否则就不会有人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或去从事危险的体育运动了。
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的理想，但是它并不完全与慈悲协调一致。创造性和想象力以及顿悟虽然就本身来说精彩绝伦，却无法充分地与计划、组织的需要以及认真负责的计算充分融合。最高贵的理想---求知、求真并不能与人们渴望的幸福和自由和谐一致，因为即使我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但这并不妨碍我变得更幸福和更自由。我必须经常做出选择：平静与激动，或知情和幸运的无知等等。
那么，应该做什么来限制这些价值观的某个或某群鼓吹者，有时候甚至是非常狂热的鼓吹者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往往打压其他人，就像20世纪的独裁者践踏千百万人的性命、自由和人权一样，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某个终极性的金光四射的光明未来。
对此，我恐怕无法提供戏剧性的答案：只是认定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要追求这些终极性的人类价值观，就必须做出妥协和交换，必须做出某些安排以防止出现最糟糕的局面。自由与平等的平衡，个人的自我表现与安全的平衡，公平正义与慈善爱心的平衡。我想说的是有些价值观是相互冲突的：人类追求的目标都源于我们共同的人性;但这种追求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我想在此重申，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不一定相互协调;自由、平等和博爱也是不相容的。
因此，我们必须掂量、协商、权衡、妥协，要防止某种生活方式被竞争对手彻底摧毁。我们太熟悉这种情况了：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年男女渴望的可不是这些，因为这个目标太温和、太理性、太资产阶级，根本激发不起澎湃的激情来。不过，诸位请相信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仅在实践中行不通，甚至在理论上也说不通。如果否认这一点，寻求单一的、压倒一切的理想，因为它是唯一真实的人类理想，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恐怖统治，进而是破坏和流血。鸡蛋打破了，蛋卷却还没有看到，只有数不清的鸡蛋，即人类的性命在等着被打破。到最后，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已经忘记了制作蛋卷的本意，只是没完没了地打破一个又一个鸡蛋。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我漫长的人生的终点，这种目标的实现开始有了曙光。人类历史上很罕见的理性、宽容不再受到蔑视。自由民主在传播，虽然有种种障碍，有现代最严重的浩劫，即狂热的极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大独裁者都已成为废墟，即使在中国，摆脱专制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诸位将迎来21世纪，我相信这个世纪要比可怕的20世纪好得多。祝贺诸位的好运;我可能看不到这个光明的未来了，实在很遗憾，但我相信它一定会到来。虽然我一直说些悲观丧气的话，但我很高兴以这种乐观主义的话语结束我的发言。我们的确有很好的理由认为理当如此。
《被掩埋的巨人》主要人物及其隐喻
巨龙魁瑞格：大一统，中央集权。
奄奄一息的巨龙象征着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其实无论是南斯拉夫、俄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就算由君主制变成现代国家，君王坠落，但大一统的渴望未死，对中央集权迫切性从未改变。人们需要一个大一统的躯壳，人们需要这个躯壳所象征的国家意志的完整和集中。
龙息或迷雾：意识形态控制。
大一统的框架下，单一民族概念当然最便利了，比如日本。如果囿于现实条件搞不成，那就搞多民族团结概念，通过对教科书历史的改写、通过官方语言、通过其他形形色色的舆论控制手段，制造民族之间历来是和平共处的记忆。小说里，龙息让记忆模糊不清了，现实里的意识形态控制不就是这样的迷雾吗？对于某一次革命，在教科书上可以是革命的积极的，而在现实中往往少不了种族仇杀的成分，这些，对于双方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掺杂着荣耀与耻辱，他们怎么去表述这次革命，则依某时某地的政治形势而定。在大众面前，迷雾以及岁月的冲蚀，已经让这一事件的面目相当模糊了，有些人就难免被操弄和利用。
亚瑟王：革命党领袖，代表着革命意志。
只问革命，不问苍生，必要时可以冲破一切旧框架，包括屠龙。但是也要与现实妥协，否则无法实现革命。当发现龙不能杀，旧的框架需要保留时，适时改变革命路线，革命党变执政党。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人物掀起过革命狂澜，但是，能在粉碎对手之后确立一个稳定的政治，这样的人并不多。
梅林：革命党宣传机器，民族团结概念的制造者。
借龙的躯壳为极权还魂的魔术师，毕竟这个壳已不再属于君主，它的迷雾包括荣耀的民族、灿烂的文明、骄傲的历史、伟大的梦想等等等等，它让人不再是单独的人，它强调人对宏大概念的依附，然后用这些宏大的民族新概念冲淡旧的民族矛盾，用新的民族团结记忆来遮盖旧的民族冲突记忆。它与民族主义者取法一处，归宿则不同。
高文爵士：革命党中所谓的左派。
名义上要激进地贯彻革命，还是一副革命党人的装扮，但甲胄已锈、战马已老。实际上已成为革命成果的守护者，但是仍要空唱革命目标。关键时刻，还要成为中央集权核心架构的拱卫者，在大一统衰弱之际，难逃死在民族主义者剑下的命运。
埃克索：与革命党渐行渐远的右派。
带剑不带盾的骑士，最初担任着革命派的统战任务，理想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面前，他的和平承诺变成了欺骗，他无法摆脱罪恶感，在迷雾中混噩生存，也在渐渐地重拾自我，可能就这样死去，也可能会走上与权力核心相反的道路。埃克索很像是托洛茨基的一部分。
布雷纳斯爵爷：主体民族中的权贵，政权掌控者。
在一个不变的躯壳里，从一个政权到另一个政权，主体民族中的权贵有足够的实力保证自己的家族长盛不衰，革命只能算作家族史中的波澜，他们仍是实权派，是弄权者中的一员。他们表面奉平等团结为圭臬，暗自行相反之事。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见风使舵，在亲眼见到大厦将倾之前，他们一直会坚定地捍卫既得利益，无情地镇压一切反对力量。
维斯坦：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是天生的征服者，在政权中长期自认为边缘化，让这种征服可以冠以复仇之名，从而变本加厉。无论任何时候，民族主义者的“和平”只是方便自己行动的外衣，是为征服所做的必要的隐忍。他们时刻准备着对当权者的最后一击。如果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只能在废墟中诞生，维斯坦们就不惜让一切变为废墟。对于维斯坦们来说，当下的「解放」压倒其他一切价值，这是他们幻想出的、解决未来一切问题的钥匙。
僧侣：官僚团体，知识分子团体。
他们游移摇摆，他们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技术员，无论他们是否被奴役，无论是在新体制还是旧体制里，他们都有一席之地。他们可以为大一统献祭自己的生命，并将其视为技术上的行为，与信仰毫无关系。一旦发现了其他的通路，他们的犹疑迟早会让他们反戈一击，投奔新的主人。
比特丽丝：被裹挟的国民。
他们中最了不起的人不会放弃最真的爱和最朴素的愿望，努力寻求着真相，然而这并不能改善他们的无力，在破碎的梦中死亡是他们通常的归宿。
埃德温：下一代革命者，仇恨的种子或……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