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老板说：

• 搞了一把 Skechup 之后，最近开始学 C4D。搞了很长的笔记，打算最终整理一下，分享给网络世界。

• 中止了一件拖了 N 年的事，未来还是要做成的，但需要一点时间，解决了过程性的问题再说。

• 鸿星尔克的“野性消费”，说明我们的企业和品牌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面对社会事件的反应就像应考，老板和网友的良性互动也是一样。

• 对于中概股的崩盘，“专业人士”错误地将其归咎于“政策不确定性”——这可能是资本最不在乎的东西之一，甚至有可能是资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

• 郑州京广北路隧道积水抽干后，发现了4具遗体，200多辆车。与凤凰卫视等媒体自行估算的上千辆车数千人相去甚远。因为这种估算从最开始就搞错了，京广北路隧道只是京广路隧道的一部分，前者长度不足两公里，后者包括开放路段的长度在7公里以内，淹水的只有前者。媒体急于“搞个大新闻”，做出如此不了解现场不专业不严谨的估算，节操尽失。

• 东京奥运会，宁泽涛与国家体育总局的旧公案又被重提，女排自由人王梦洁的梦游式参赛，女子重剑冠军孙一文曾经在跳绳体测中不过关，这些事情让人们对体育总局的内部运营机制再次充满好奇。这可能是国家部委中，除涉密机构外，办事流程最难以透明的一个机构，也是与商业利益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机构，而且还是一个对顶尖级人才的职业生命握有无可辩驳的生杀大权的机构。这样的机构，不应当接受最严格的监管吗？

• 说到监管，再说回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我的孩子在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参加校外数学培训，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三年级的时候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利落，这种水平在一所不错的学校里竟然也是数学成绩数一数二的学生。这只是其中一个现象而已。一些老牌公立校以素质教育为名，承蒙素质教育的“压力”或者说“放纵”，在基础教学上的退步简直令人咋舌。当然不是所有的公立校都如此，一些“后进”的公立校反而特别重视基础教学，导致不同校的小学生混编进入初中后，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突然产生明显的阶级。这大概不是当初鼓吹“素质教育”者想看到的结果吧？那这个结果由谁来承受呢？犹记得因为我们引以为傲的数学教育，我们曾经嘲笑美国老百姓掰着指头都算不清找零，长此以往，我们的老百姓也要向美国看齐了。

• 胡适一生只娶了一妻，有两个女朋友，一位是家乡的表妹、婚礼上的伴娘之一，一位是在留学时认识的外国友人。在私生活上，胡适比陈独秀确实还是自律得多。就像陈独秀是一个放荡不羁的革命者、胡适是个学者一样，他们的私生活也表现出不同的体系感。

• 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叛将除了顾顺章之外，还有向忠发。龚楚叛变事出有因，最后叶落归根，是得了善终的。杨虎杀了陈延年、陈乔年，还能起义进政协，最后妄图叛乱被判死缓，死在复兴医院算是非常优待。

• 刚刚给备用机换了只电池。原来的电池续航没问题，但是鼓包把屏幕顶开了，不能忍。要说国产安卓机的维修还是挺方便的，一共只开五只螺丝钉，要不是打开卡扣废点儿劲，估计不用10分钟就能换完电池。大家都喜欢把胶吹热了再取下电池，我现在倒觉得，用一张硬卡插进去切胶是最快的。这下备用机又能延寿一年少说，省了几千块，也避免了过早产生电子垃圾。

• 昨天才知道，我夫人的闺蜜的女儿和我同事的妹妹的女儿竟然是同班同学。多少年来，我们聊天时都会谈到的孩子，彼此竟然很熟悉，世界真是小。

• 同学聚会聊起印度近期的疫情。知道把病患的遗体焚烧处理，这是文明的一个阶段，但是离下一个阶段，印度好像还有点儿远。感觉上，印度大众还缺少一次启蒙教育。如何认识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这是在中国经历了帝国没落经历了近代革命经历了政治风波，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和惨痛教训才稳固下来的认知。印度或许会用它自己的鲁迅和李大钊来完成这个过程，而且迟早要完成这些。只能抱一个美好的愿望：新冠疫情是这个过程中最后一次生命的献祭。

• 看到有人猛夸卢旺达，这才了解了一下。原来卢旺达已经是非洲最安全的国家，如今距大屠杀不到三十年，卢旺达不仅能维护本国稳定，还有能力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了不起。现总统卡加梅重新缔造了卢旺达，大幅提高了全民识字率，率先廉政搞财产公示，终结民族划分统一了公民身份，大兴基建发展生态旅游。卡加梅是1957年生人，第二总统任期将到2024年止。未来卢旺达能否延续发展势头，成为非洲重要的政治力量，还要看卡加梅的继任者能否延续良政。预计很长一段时间内，原殖民势力的干扰仍是威胁非洲国家发展的主因，大选是不可能不受干预的。

•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国的命运，往往会在一些“小事”上现端倪。新华网这两天推送了一位康熙树立的廉政典型，姓张名伯行。张伯行治河有功，又有廉名，调任江南地区任地方官。江南握着天下钱粮，反对异族统治的根基也深，始终是满清帝王的心腹大患。在这样的地方，像张伯行一样办事认真的人，就容易捅到马蜂窝。张伯行先是接到了一个本地船队被海盗打劫的报案，然后发现这个本地船队竟然办假证雇福建船员，且从事的是远洋贸易。顺藤摸下去，船队老板叫张元隆，因为他的兄弟是当地总督噶礼的女婿，办假证都是小意思，还借用军舰运过米呢。不过，噶礼因为随康熙出征过准噶尔，很得康熙信任。康熙维持江南政治稳定的意愿最终占据上风，这件事以张伯行调回京城、张元隆（很可能是）诈死、海禁收紧宣告结束。据说这可能是满清最后一支大型远洋船队，中国的海洋发展再遭暴击。由此至乾隆年间，东印度公司的洪任辉告御状，这个逆时代关闭的海上大门，被航海时代历练过的坚船利炮所撞破，成为宿命。

这次来上海，有幸聆听一位浦东老前辈忆当年。和北京一样，原来的“大上海”，核心区很小，从面积上来说比北京小多了。不过，和北京不一样的是，上海最先甩开了步子，从浦东开始，重塑了上海。

为什么浦东敢为天下先，而且成功了？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倒回去看，浦东人和早年的深圳人一样，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有一股子狠劲。没有这股子狠劲，当年的“烂泥渡”起不了高楼，也就不会有“三件套”，更不会有全中国顶级楼盘中的汤臣一品。

老前辈说，当年浦东人过江去，因为略带口音（恕我听不出来），在浦西被称作“乡下人”。我心里笑没敢接，在纯正上海人眼里，全中国除了黄浦、老静安、徐汇、长宁还有虹口出身，怕不是都“乡下人”？不过，身处“乡下人”包围中的上海人，现在也应该领教了，毕竟是这乌泱乌泱的“乡下人”成就了整个国家的繁荣。

当然，上海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神。比如，交通管理仍是针对机动车的，面对不压实线、礼让行人、城区禁鸣笛这些规则，上海的机动车真的是毕恭毕敬，但是电动两轮车就不理什么规矩。又比如，施工遗撒扬尘噪音什么的，在上海没两天，都被我遇到不少。遇到悲观点儿，可能要感慨，这社会是治不好了。

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拿这十年跟上一个十年比比就行。你会发现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只是一个社会进化进程中的片断而已。

所以我对上海的看法有所改变，不是因为意料之中管理上的破绽，而是因为之前提到的“乡下人”。这些“乡下人”，纵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但是他们正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化熔炉里，努力着成为上海人，更有可以成为一个个心系世界的中国人，不是很让人激动吗？作为一个北方人，以前总觉得的上海“小”，现在因为这些热情的愿意帮助陌生人的“乡下人”的存在，我觉得的上海不“小”。

况且，上海的另一个“小”，也不是真的“小”。

站在北京说上海“小”，那是从绝对面积上说。北京总面积16410平方公里，上海总面积6340平方公里，只有北京三分之一强。

但是，北京山区多。依着平原区面积来论，北京6320平方公里，上海5954平方公里，非常接近。

如此接近的可用面积，同时又有差异巨大的总面积，意味着北京要在基础设施上花更多的钱，才能达到和上海差不多的收益。我觉得这是上海比北京“大”的地方，也是“乡下人”之外，长三角仍将比京津冀跑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利”。

开头提到的老前辈谦词，说自己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在浦东的发展上坚持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海又何常不是呢？改开的天时，数代积累的地利，城市化带来的人和，不仅让长三角起飞了，也让曾经把浦东展现给世界的“乡下人”们有了机会，帮助更多的“乡下人”实现他们的梦想。这话并不是老前辈亲口所说，但是这事是老前辈正在做的。老前辈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说，理想主义者永远年轻。

高铁过了徐州，无座票的乘客就多起来了。离上海越近，越多。

托高铁的福，初次到闸北。感觉有点儿像北京的，四环外？没想像中管理得那么好，但是比北京还是略好些。至少汽车礼让行人（不让会挨罚），当然小电摩和自行车依然无视交规。

附近没啥像样的商业，老小区比较多，小区停车难和北京没大差别，但是小区外路侧乱停车很少见，大概是真罚钱。晚上路过一个街边餐馆时，门口竟有一个醉汉在踢另一个醉汉，没人看热闹也没人管闲，我绕着走过去了。一路走着，人行道有的也很破旧啊，坑洼比较多。

开车去了趟浦东，某些大型场馆附近停车也是挺乱的。占用人行道停车的也不少。交警把路侧清理得很干净。最后把车停在了滨江停车场，收费真不高。停车场上面是江岸的餐饮街和滨水道、跑步骑行道，餐饮以星巴克蓝蛙什么的西餐居多。

上海司机大多开车还是很规矩，跟车不像北京那么紧，毕竟车道普遍窄，视野会差一点，得给自己留点反应时间。城区不准鸣笛，所以，远光是主要“交流”手段。

咖啡时光后，去正大广场吃午饭，有三层是餐饮，食客以周边打工人为主，过了午休的点儿，商场里就没什么人了。

上海的大院、园区什么的，感觉门禁没有北京那么变态，有事登个记也能开车进去。安保相对比较灵活，不会死掐着你不让进。有的幼儿园也敞着大门，北京大多不敢这么干。

淮海路太长，有种走不到头的感觉。难得的是这么长一条路，一路人气都很旺。让我想起了当年一路小店的东四。当然东四既没这么长也没这么洋。一路洋楼带你走向宋庆龄故居和对面的武康大楼。就是马路太窄，一路不设自行车道，汽车贴着便道路沿石走，离行人真的有点，太，近，了。

常德公寓和康定路那座小楼都是张爱玲故居，不过两者距离差得远。常德公寓是楼下咖楼上住宿的多层商住楼，离淮海路近。康定路小楼是张爱玲出生地，李鸿章的私产，离苏州河近，附近有大片石窟门居民区。小楼原本是花园别墅，现在花园上已经盖起了社区的办公楼。别墅小楼也和社区文化中心合体，有图书馆、居民议事厅、上下四层，完完全全对公众开放：谁都可以走进去，不关门的房间每个都可以进（包括图书馆书库）。当然，书不能借走，只能坐在阅览室里看。就这一点来说，上海的管理还是让北京居民有点羡慕。

康定路附近，随便就能找个公共停车场，不贵，10块就搞定了。依然没什么人敢路侧违停。淮海路上某幼儿园接孩子排长队占一条车道的情形，应该是执法者作了点让步。

新世界城有两个停车场，一个地下的一个立体的。有点儿像崇文门那个新世界嘛。从这儿算南京路的起点，一直走到外滩是1.6公里，感觉这一路繁华得有点虚幻。从王府井大街南口算起，往北走到金鱼胡同也不过1.2公里左右，完全没有这么繁华。当然，考虑到实际商业面积，南京路和王府井可能就不相伯仲了。南京路上不少临街旧楼商铺，上面还是有住户的。我往南京路步行街一侧的暗巷里走了走，只需几步，直接从繁华都市走入了城中村，反差太大。

上海这个城市，或许，藏起来的暗物质多。这点不像北京，大部分时候，明就是明，暗就是暗，从不欺骗大家的眼睛。

• 现在的手机太大，已经不适合横屏打字，结果是竖屏打字手感刚刚好。而且因为竖屏的键盘宽度有点儿接近末代黑莓，多少还产生了亲切感。

• 《拆弹专家2》试图讲一个好故事，但关键节点处理的太突兀。刚刚还在健身求复职，一转眼就去行李柜送炸弹了，单这一个环节，像是初学者剪出来的片子。

• H&M 这些年一直用那么薄的衣料，竟然也没攒下啥资本，一个声明之后中国市场说丢就丢，属实悲剧。对跨国公司来说，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是生意的基础。当然，前提是要区分那些是政治驱动的。不要像这次一样，中了 BCI 的招，最后 BCI 撤个稿就完事，跟风的惨兮兮撤出市场。

• 前美国政府智囊劳伦斯•威尔克森的演讲视频，直白地道出美国在中国新疆的战略意图。真是神助攻。这段视频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被播放了一遍，不知在座的外国记者们是装作看不见呢还是装作看不见。在这场泼污战里，信仰信念人权是幌子，生意恶意利益才是里子。这些外国记者也真是让多少年来鼓吹的新闻专业主义颜面扫地。

• 在这一场温和的抵制潮里，年轻人理智且自发地互相提醒拒绝过激行为，不要上高级黑的当。这是中国年轻人在斗争中成熟的标志。外媒幸灾乐祸地说中国释放出“民族主义”将来有恶果，这是多么不了解中国的判断。外媒偏爱雇佣“相同价值观”的中国人，在“相同价值观”的小圈子里写报道。他们太不了解中国的年轻人。特朗普和鲍里斯之流释放的才是“民族主义”，中国的年轻人只不过想要一个符合事实不抹黑的叙述，只不过“反跨国霸凌”而已。如此普世的价值，竟然被外媒抹黑成“民族主义”，真是再度刷亮年轻人的眼睛。

• 老话讲伸手不打笑脸人，中国人其实最怕表面客客气气暗地里使坏的。现在对手脸都不要，坏主意都摆在明面上，反而好办。外交部的发言人也没以前那么多拘束，面对公认的流氓，怎么处理都是稳赢。

• 以前我们认为（在一些事件以及高等教育中也被反复确认），在基于事实的表达和判断上，西方占优，我们整个知识阶层不断地批判基于情绪以及偏见的表达，以至于自我轻贱怀疑所有出自我们的表达。特朗普上台之后，尤其是疫情之后，这个基本的框架被颠倒了。我们在以前那个疯狂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公正地看待问题，当我们用这把尺子度量当下西方的种种政治言行，我们立刻明白了，不必再自我怀疑，我们已经掌握了方法，是非和道路其实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