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老板说：

译/吴万伟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其著名小说《双城记》中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开头。但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可怕的世纪来说，绝对不能用这样的话描述。人类相互残杀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但是如果与俄国革命及其后续的压迫、折磨、凶杀相比的话，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拿破仑(他们引入了在战争中大肆屠杀的方法)的恶劣行径，甚至包括亚美尼亚大屠杀在内都会变得黯然失色。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波尔布特等人的可怕罪行因为信息受到系统性地捏造而多年来一直不被人们所了解。它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本来可以防止的人类罪行。那些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改变这些罪恶。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饱含特别的感情，因为我已经上了年纪，亲身经历了几乎整个世纪。我的人生一直是和平与安详的，如果考虑到这么多人类同胞的悲惨遭遇，我甚至对此感到羞耻。我并非历史学家，无法对这些可怕事件的起因给出权威的回答，但是我想做个尝试。

在我看来，这些灾难并不是像斯宾诺莎所说的人类情感中的那些普通的、负面的情感如恐惧、贪婪、部落仇恨、妒忌、和对权力的痴迷等，虽然这些情感的确发挥了非常可恶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灾难是因为思想或某个特别的思想引起的。矛盾的是，卡尔·马克思虽然在著作中贬低观念的重要性，认为非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更重要，但他的思想竟然完成了对20世纪的彻底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既有符合其渴望的方向也有与其理想背道而驰的后果。德国诗人海涅(Heine)在其著名作品之一中告诉我们，不要看不起坐在书房里的安安静静的哲学家;他说要不是康德摧毁了神学的权威，罗伯斯庇尔就不可能把法国国王的头颅给砍下来。

他预测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谢林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其他创始人的军人学生将在有一天以疯狂破坏的方式摧毁西欧的最伟大时代，其威力之大可能令法国大革命看起来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已。这种说法或许对德国的形而上学有些不公平，但是海涅的核心思想在我看来很有道理：纳粹意识形态的确以一种卑劣的方式起源于德国的反启蒙思想。有些人在屠杀或者迫害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因为他们受到某些人的话语和著作的影响，这些人绝对相信自己知道如何实现完美的理想。

请让我解释一番。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一种办法能够解决所有人类问题，能够设想一种人们能够实现的理想社会，只要他们做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做的一切，那么，你和你的追随者就必然相信只要打开这个天堂之门，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当某个简单的真理开始付诸实践的时候，只有傻瓜和非暴力分子才会抗拒。那些抗拒的人必须被劝说，如果不能说服，就必须通过法律来约束他们，如果还不奏效，那就使用胁迫，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直到最后不得不使用恐怖和屠杀等手段。列宁在读了《资本论》之后相信了这一点，他此后一直教导说公正、和平、幸福、自由、美好的社会要想通过他鼓吹的手段创造出来，那么这个目标就可以为必须使用的任何方法辩护，也就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这个观念背后的根本信念在于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问题都有一个真正的、可找到的答案。这个答案能够而且必须被付诸实施，那些找到该答案的人就是领袖，他们的话就是法律。任何真正的问题都只能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这种观念是非常古老的哲学认识。伟大的雅典哲学家、犹太人和基督徒、文艺复兴思想家和巴黎的路易十四、18世纪的法国激进改革者和19世纪的革命者，无论他们的答案是多么不同，也无论他们找到答案的方式是多么不同(为此哪怕发生血腥的战争)，这些人都相信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是人类的罪恶和愚蠢阻碍了理想的实现。

这就是我说的观点，我想告诉诸位的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不仅因为不同社会思想学派给出的答案各有不同，任何一种都无法通过理性的方法展示出来，而且因为更深层的原因。在大部分历史中，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即便不是完全普遍性的，至少并不总是相互和谐一致的。有些相互协调，有些则不行。人们总是渴望自由、安全、平等、幸福、公正、博学等。但彻底的平等与彻底的自由格格不入，如果人类完全自由，那么狼就可以随意地吃羊。彻底平等意味着人类自由必须受到限制以便禁止最能干和最有才华的人超越界限，因为其他人在与他们的竞争中必然被打败。如果允许给予强者欺负弱者的自由，将无法保证安全和自由。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寻求安全或和平，否则就不会有人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或去从事危险的体育运动了。

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的理想，但是它并不完全与慈悲协调一致。创造性和想象力以及顿悟虽然就本身来说精彩绝伦，却无法充分地与计划、组织的需要以及认真负责的计算充分融合。最高贵的理想---求知、求真并不能与人们渴望的幸福和自由和谐一致，因为即使我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但这并不妨碍我变得更幸福和更自由。我必须经常做出选择：平静与激动，或知情和幸运的无知等等。

那么，应该做什么来限制这些价值观的某个或某群鼓吹者，有时候甚至是非常狂热的鼓吹者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往往打压其他人，就像20世纪的独裁者践踏千百万人的性命、自由和人权一样，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某个终极性的金光四射的光明未来。

对此，我恐怕无法提供戏剧性的答案：只是认定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要追求这些终极性的人类价值观，就必须做出妥协和交换，必须做出某些安排以防止出现最糟糕的局面。自由与平等的平衡，个人的自我表现与安全的平衡，公平正义与慈善爱心的平衡。我想说的是有些价值观是相互冲突的：人类追求的目标都源于我们共同的人性;但这种追求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我想在此重申，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不一定相互协调;自由、平等和博爱也是不相容的。

因此，我们必须掂量、协商、权衡、妥协，要防止某种生活方式被竞争对手彻底摧毁。我们太熟悉这种情况了：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年男女渴望的可不是这些，因为这个目标太温和、太理性、太资产阶级，根本激发不起澎湃的激情来。不过，诸位请相信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仅在实践中行不通，甚至在理论上也说不通。如果否认这一点，寻求单一的、压倒一切的理想，因为它是唯一真实的人类理想，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恐怖统治，进而是破坏和流血。鸡蛋打破了，蛋卷却还没有看到，只有数不清的鸡蛋，即人类的性命在等着被打破。到最后，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已经忘记了制作蛋卷的本意，只是没完没了地打破一个又一个鸡蛋。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我漫长的人生的终点，这种目标的实现开始有了曙光。人类历史上很罕见的理性、宽容不再受到蔑视。自由民主在传播，虽然有种种障碍，有现代最严重的浩劫，即狂热的极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大独裁者都已成为废墟，即使在中国，摆脱专制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诸位将迎来21世纪，我相信这个世纪要比可怕的20世纪好得多。祝贺诸位的好运;我可能看不到这个光明的未来了，实在很遗憾，但我相信它一定会到来。虽然我一直说些悲观丧气的话，但我很高兴以这种乐观主义的话语结束我的发言。我们的确有很好的理由认为理当如此。

1.
依此一说，中国人对集权的偏好，是在与自然灾害的频繁斗争中被内化的。

在试图驯服和利用河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不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说单个是强大的，想想那些森林中的伐木者和荒原上的开拓者就是这样。中国人会说单个是无力的，有成千上万只手才能保住河堤。
p.41

2.
文明就像外套，别人都光膀子的时候一开始你看不惯，慢慢自己也脱了。

1907年春天瑞典传教会会长彼得·瓦尔登斯特罗姆和妻子安娜到华中地区视察传教活动。他在著作《前往中国》中提到：“我的妻子发过誓，她以后再也不让别人（用人力车）拉自己了。但是一到香港她又不得不坐上去。我们被人力车夫围得水泄不通，而我们的路也是那么长，我们不得不坐。她开始掉泪，但是没办法，后来习惯了，她很快变得像我一样觉得很有意思。对呀，当车夫们高兴拉我们的时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p.136

3.
营养好而知礼节，当欧美人还在为一瓶营养快线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国老司机已经开通了前往秋名山的班车。技术文明与奇技淫巧文明的分野恐怕也在此。

很久以来，蔬菜是除了粮食以外的中国食谱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特别是白菜、葱、豆角和各种不同的速生叶类青菜。蔬菜所含的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主要是铁，以及制作过程中仅使用少量的植物油，都使中国人长期以来比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生活得更好更得益。美食专家说，在深冻技术和空运事业发展之前，中国的穷人都比欧洲和美洲的富人吃得好，至少在没有发生饥荒和水灾时是这样。
p.166

中华民国一个最大的不幸，便是前清遗老的失踪。我在满清王朝的遗迹里竭力搜寻这位遗老的稀世珍品。因为我相信，他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成果之一。

清朝也许很腐败，是的，无以复加的腐败，但清政府里的那些骗子却装扮成道貌岸然的君子。这批遗老是数百年来文化、教育和传统的产物，纯然的遗老也许跟绝色的美女一样地难得。这是天性使然。我们过去在任何时期至少有大批优秀官吏，可现在我们仅有几个忠诚的党内同志。前清遗老是真正的正人君子。我们曾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值得保存。无论他的思想如何退化，他的存在总能令人高兴。他的生活习性不仅是给他自己，也是给那些贿赂过他的人的上等礼品。他的嗓音深沉、洪亮，他的举止稳重、平静，他的语言是一种艺术，他的品性融会了博学、温和、谦卑和高雅。

给遗老下定义也许跟给君子下定义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事。他来到世上，是宇宙间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事实在不断地作出定义又推翻定义。但你听见他谈话，你就能认出他是遗老，正如你根据头发分梳的方式就能识别君子一样。君子讲话的声调和讲话的姿态都含有打动女人心的魅力。李鸿章的美髯或袁世凯的眼神迷惑过多少洋人！这样的东西不复有了，该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遗老，你只需听听他讲话。他当然讲的是官话。遗老讲话的节拍是一种艺术??一种为了自我消遣、花了半辈子时间才培养完善的艺术。这并不全是声调有问题，像牛津学者慢条斯理的语调，任何一个孩子三个月内也能学会。诚然，声调也起重要作用。我记得我听到过他那深沉、洪亮的声音，那带着北京口音的抑扬顿挫的韵律，其中还夹杂几段适时的、有节奏感的笑声。能再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死也心甘！如果那些官僚也掠夺人民，那么他们的掠夺则是文质彬彬，谦谦有礼，整个过程使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都感到温和文雅。现在情形不同了。我们现在的官吏只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粗野如牛，笨拙似猪，厚颜无耻，荒淫无度。如果我们必须被掠夺，至少也要掠夺得我们愉快一些。但我们没有享受那种愉快掠夺的福气。这就是说为什么说遗老失踪是极大不幸的原因。

如果官话只讲究声调，那还够不上艺术的称号。和一切艺术一样，它还需要艺术家的智慧和精神作背景。在纯正的官话交谈中，一切都是和谐融洽的；言者的性格，室内的家具，亲切的气氛，说话的声调，纯正的口音，精炼的措辞，圆圆的丝记扇，官僚的胡髭，马褂??所有这些综合起来造成了和谐的艺术效果。讲官话的人不能穿西服，因为这样的风度与之不协调。再如不该擦鼻涕，而应该代之以咳嗽和吐痰，用最雅观的仪态咳嗽和吐痰。第二，便是留须，有时得拼搏半辈子才能把胡须蓄得威风凛凛。我认为在这方面只有于右任才合格。第三，心态要平衡，谈话要镇定，要讲究语调节奏，这些能体现一个人高贵庄重、泰然自若的气质。而养成庄重、泰然的气质需要饱满、愉快的精神，培养这种精神又需要学识、冷静、阅历和勇气。遗老可能会失宠，但决不会失去尊严。他的呻吟温文尔雅，他的喷嚏节奏明快。如果他跌倒在地，爬起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正玳瑁眼镜??悠闲而准确地扶正。我们现代的官僚们好像会踢足球。踢足球是一种大失尊严的举动……有的甚至抽雪茄。可是抽雪茄的人怎么能讲官话呢？水烟筒才是合适的东西，我知道实际上官僚们都不想讲正经的官话了。他们讲的是广东??苏州??无锡的混合话。正好像……

最后，讲官话需要一套特别的语汇。这语汇一部分是职业上的，一部分是文学上的，至于职业术语，我们有些政府文书也能教给官僚们，因为文书懂这些。如果我们的官僚资质聪颖，他们学起来就很快。而且那些东西学起来也的确很有趣味。例如，你提起自己的儿子时，便称他为“犬子”，你提到人家的儿子时，便称“虎子”。又如，你自己的妻子是“拙荆”，而朋友的妻子是“令阃”。邀请某人来家作客，便说“大驾光临”。这些礼貌用语确能把人装扮成有教养的模样，而且也能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

至于文学语言，我劝我们的官僚莫去尝试为好。这是需要受几十年寒窗苦读之罪的。这就是你稍有所收获时，你便知道纯正的官话之所以那样珍奇有趣的原因。不论你如何反对说官话的人，他一般情况下总还有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学和语言知识，他能背诵几篇文学散文和几首诗歌。真正地道的官话交谈也是文学语言的交谈。谈话者对伦理、政治问题谙熟于心。因为中国官僚不是法国型的朝臣。中国官僚是职业学者。他的谈吐也像学者。他有一套公用的政治哲学，还有一套私用的伦理哲学。他是朝臣和学者的混血儿。你可以同卓越的满清官僚谈论荀子、墨子、元杂剧、宋理学和明代瓷器。我们现代的官僚只能谈小麦出口，一又百分之二点五加仑的汽油能跑二十哩。

是的，封建官僚的时代过去了，说谎的艺术也衰败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我们的将军给自己取名为“福祥”、“福麟”，他们的姨太太仍用当歌女时的原名，像“玉小姐”、“春小姐”之类。我们被这样一些人掠夺，实在是奇耻大辱。

仅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装束、气质全是地道的前清官僚的人。他保养得很好。他手里拿着一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喜欢历史、诗词和书法。他用纯正的口音说着纯正的官话，字斟句酌，一看便知是个饱学之士。我听他谈??我高兴地听着??人民的穷困，官吏的荒淫，电影的害处，孔儒理学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好内政机构的必要性。他侃侃而谈，我不禁默默自语：“这是最后一个遗老，他具有前清官僚的博学、温和、谦卑和高雅。”他可能是个大官，他可能不忠诚，但中国还是有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