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一个最大的不幸，便是前清遗老的失踪。我在满清王朝的遗迹里竭力搜寻这位遗老的稀世珍品。因为我相信，他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成果之一。
清朝也许很腐败，是的，无以复加的腐败，但清政府里的那些骗子却装扮成道貌岸然的君子。这批遗老是数百年来文化、教育和传统的产物，纯然的遗老也许跟绝色的美女一样地难得。这是天性使然。我们过去在任何时期至少有大批优秀官吏，可现在我们仅有几个忠诚的党内同志。前清遗老是真正的正人君子。我们曾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值得保存。无论他的思想如何退化，他的存在总能令人高兴。他的生活习性不仅是给他自己，也是给那些贿赂过他的人的上等礼品。他的嗓音深沉、洪亮，他的举止稳重、平静，他的语言是一种艺术，他的品性融会了博学、温和、谦卑和高雅。
给遗老下定义也许跟给君子下定义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事。他来到世上，是宇宙间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事实在不断地作出定义又推翻定义。但你听见他谈话，你就能认出他是遗老，正如你根据头发分梳的方式就能识别君子一样。君子讲话的声调和讲话的姿态都含有打动女人心的魅力。李鸿章的美髯或袁世凯的眼神迷惑过多少洋人！这样的东西不复有了，该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遗老，你只需听听他讲话。他当然讲的是官话。遗老讲话的节拍是一种艺术??一种为了自我消遣、花了半辈子时间才培养完善的艺术。这并不全是声调有问题，像牛津学者慢条斯理的语调，任何一个孩子三个月内也能学会。诚然，声调也起重要作用。我记得我听到过他那深沉、洪亮的声音，那带着北京口音的抑扬顿挫的韵律，其中还夹杂几段适时的、有节奏感的笑声。能再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死也心甘！如果那些官僚也掠夺人民，那么他们的掠夺则是文质彬彬，谦谦有礼，整个过程使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都感到温和文雅。现在情形不同了。我们现在的官吏只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粗野如牛，笨拙似猪，厚颜无耻，荒淫无度。如果我们必须被掠夺，至少也要掠夺得我们愉快一些。但我们没有享受那种愉快掠夺的福气。这就是说为什么说遗老失踪是极大不幸的原因。
如果官话只讲究声调，那还够不上艺术的称号。和一切艺术一样，它还需要艺术家的智慧和精神作背景。在纯正的官话交谈中，一切都是和谐融洽的；言者的性格，室内的家具，亲切的气氛，说话的声调，纯正的口音，精炼的措辞，圆圆的丝记扇，官僚的胡髭，马褂??所有这些综合起来造成了和谐的艺术效果。讲官话的人不能穿西服，因为这样的风度与之不协调。再如不该擦鼻涕，而应该代之以咳嗽和吐痰，用最雅观的仪态咳嗽和吐痰。第二，便是留须，有时得拼搏半辈子才能把胡须蓄得威风凛凛。我认为在这方面只有于右任才合格。第三，心态要平衡，谈话要镇定，要讲究语调节奏，这些能体现一个人高贵庄重、泰然自若的气质。而养成庄重、泰然的气质需要饱满、愉快的精神，培养这种精神又需要学识、冷静、阅历和勇气。遗老可能会失宠，但决不会失去尊严。他的呻吟温文尔雅，他的喷嚏节奏明快。如果他跌倒在地，爬起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正玳瑁眼镜??悠闲而准确地扶正。我们现代的官僚们好像会踢足球。踢足球是一种大失尊严的举动……有的甚至抽雪茄。可是抽雪茄的人怎么能讲官话呢？水烟筒才是合适的东西，我知道实际上官僚们都不想讲正经的官话了。他们讲的是广东??苏州??无锡的混合话。正好像……
最后，讲官话需要一套特别的语汇。这语汇一部分是职业上的，一部分是文学上的，至于职业术语，我们有些政府文书也能教给官僚们，因为文书懂这些。如果我们的官僚资质聪颖，他们学起来就很快。而且那些东西学起来也的确很有趣味。例如，你提起自己的儿子时，便称他为“犬子”，你提到人家的儿子时，便称“虎子”。又如，你自己的妻子是“拙荆”，而朋友的妻子是“令阃”。邀请某人来家作客，便说“大驾光临”。这些礼貌用语确能把人装扮成有教养的模样，而且也能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
至于文学语言，我劝我们的官僚莫去尝试为好。这是需要受几十年寒窗苦读之罪的。这就是你稍有所收获时，你便知道纯正的官话之所以那样珍奇有趣的原因。不论你如何反对说官话的人，他一般情况下总还有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学和语言知识，他能背诵几篇文学散文和几首诗歌。真正地道的官话交谈也是文学语言的交谈。谈话者对伦理、政治问题谙熟于心。因为中国官僚不是法国型的朝臣。中国官僚是职业学者。他的谈吐也像学者。他有一套公用的政治哲学，还有一套私用的伦理哲学。他是朝臣和学者的混血儿。你可以同卓越的满清官僚谈论荀子、墨子、元杂剧、宋理学和明代瓷器。我们现代的官僚只能谈小麦出口，一又百分之二点五加仑的汽油能跑二十哩。
是的，封建官僚的时代过去了，说谎的艺术也衰败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我们的将军给自己取名为“福祥”、“福麟”，他们的姨太太仍用当歌女时的原名，像“玉小姐”、“春小姐”之类。我们被这样一些人掠夺，实在是奇耻大辱。
仅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装束、气质全是地道的前清官僚的人。他保养得很好。他手里拿着一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喜欢历史、诗词和书法。他用纯正的口音说着纯正的官话，字斟句酌，一看便知是个饱学之士。我听他谈??我高兴地听着??人民的穷困，官吏的荒淫，电影的害处，孔儒理学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好内政机构的必要性。他侃侃而谈，我不禁默默自语：“这是最后一个遗老，他具有前清官僚的博学、温和、谦卑和高雅。”他可能是个大官，他可能不忠诚，但中国还是有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