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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到今，自由的真诚朋友可以说寥寥无几，而且自由所获得的成功也始终是少数者努力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胜出，其原因乃是他们一直与其他辅助者相联合，尽管这些辅助者的目标常常与自由人士本身的目标不尽相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联合始终存在着危险，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为反对者提供了正当的反对理由。——阿克顿勋爵（LordA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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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被认为是进步的运动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侵蚀着个人自由，而与此同时，那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在反对这些运动的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却发现自己在很多时候竟与那些习惯于抗拒变迁的人处于同一阵线。从当下的政治现实情势来看，他们除了支持保守党派（the conservative parties）以外，通常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我在本书中所试图界定的立场也经常被称作为“保守主义的立场”，但事实上它却距传统上这一名称所指称的立场之含义相去甚远。不加辨析地看待这两种立场，当会导致极大的危险，因为它会使人们把自由的捍卫者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混为一谈：自由的捍卫者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会共同反对那些发展趋势，乃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理想都遭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威胁，但是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他们的理想实际上并不相同。因此，将本书所采取的立场与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公认的——可能也是较为确切的--一保守主义的立场做出明确的界分，是颇为重要的。

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乃是一种反对急剧变革的正统态度，这很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且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广为人们持有的态度。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一直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历史中，则不存在与此类似的冲突，因为欧洲所谓的“自由主义”，在这里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亦就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欧洲版的保守主义（the European type of conservatism），由于具有着一种多少有些独特的性质，所以与美国传统并不相容；然而，晚近那种试图把这种保守主义植入到美国的做法，却使得既有的混乱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更为糟糕的是，在这些人做出这类努力之前，美国的激进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以“自由主义者”自称了；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不尽相同的立场，加以严格的辨析。出于某种考虑，我暂时还是把我自己所采取的立场继续称作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但是我认为这一立场既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根本不同，亦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大相径庭。我必须坦率承认，我对把自己的立场称作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忧心忡忡，所以我将在后文为自由党派（the party of liberty）考虑一个更合适的名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不只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词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了频繁导致误解的根源，而且也是因为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rationalistic liberalism）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社会主义的先驱之一。

在这里，我将首先指出那些在我看来对于那种名符其实的保守主义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反对意见。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保守主义者与进步党人之间的持久论战，只能影响后者在当代的发展速度，而不能影响其发展的方向。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进步之轮需要有一个制动装置”，然就我个人而言，我却无法满足于仅仅使用这个制动装置。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必须首先追问的，并不是我们应当发展得多快、多远，而是我们应当向哪里发展。事实上，自由主义者与今天的集体主义激进分子间的差异，要比保守主义者与这些集体主义激进分子间的差异大得多。保守主义者对于那些不利于其社会发展的偏激影响，一般只持有一种温和且适中的反对态度，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却必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为多数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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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就上述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三方的相对立场所给出的图景，与其说是厘清了他们间的真正关系，不如说是更加掩盖了他们间的真正关系。人们通常都将他们三方的不同立场置于一条水平线上加以理解：社会主义者在左端，保守主义者在右端，而自由主义者则在中间的某个位置上。这种图景可以说造成了最大的误导。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图解，较为恰当的做法乃是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他们间的关系：保守主义者已占据其间的一角，社会主义者竭力把他们拉向另一个角，而自由主义者则试图把他们拉向第三个角。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能够强力拖拉，所以保守主义者一直趋向于追随社会主义者的方向，而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方向，并且在一定的时距内接受那些因激进主义者的宣传而谋得尊重的观点。保守主义者不仅向社会主义者妥协，而且还常常掠其之美，这已经成了一种惯常之事。保守主义者由于没有自己的目标，所以只能是“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的倡导者，而且他们也只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这个信念就是真理一定存在于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个地方——结果，不论哪一翼出现一种更为极端的运动的时候，他们都会随之转移其立场。

因此，在任何时候，欲恰当地描述保守主义的立场，都要视现行发展趋势的方向而定。由于过去数十年中的发展主要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的，所以从表面上看，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在竭力延缓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速度。但是，就自由主义而言，其要害在于它试图迈向另外一个方向，而不是处于原地不动。的确，自由主义曾一度得到了人们较为广泛的接受，它的一些目标也几近于实现；正是这个事实在今天常常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正在逆行，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印象与事实不符，因为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向后看的学说。毋庸讳言，自由主义的理想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的实现，而且自由主义也从来不曾停止过追求或展望对既有制度的进一步改进或完善。自由主义并不反对进化和变革；凡是在自生自发的变革被政府的控制所窒息的地方，自由主义便要求对政策进行重大修改。就目前的大多数政府行动而言，当下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理由期望维持现状，亦不可能不要求变革。实际上，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最为迫切需要的乃是彻底清除对自由发展所构成的一切障碍。

在美国，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捍卫长期确立起来的制度来保护个人自由，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这个事实来掩盖上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美国的那些制度之所以极具价值，主要不是因为它们已确立久远，也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们符合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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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对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与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之间所存在的主要的明显区别进行讨论之前，我必须首先强调指出，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亦从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获得了颇多教益。我们（至少是在经济学领域之外）从他们对于业己确立的各种制度的价值所进行的令人尊敬的和值得称道的研究工作中，获得了诸多对我们理解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说具有真正贡献的精辟洞见。不论柯勒律芝（Co1eridge）、伯纳尔德（Bonald）、De Maistre、Justus Moser或Donoso Cortes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多么反动，他们还是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发展起来以前，就已经对种种自生自发形成的制度（如语言、法律、道德和风俗等等）所具有的意义做出了颇为深刻的理解，而自由主义者极可能已从中得益良多。但是，保守主义者对自由发展的赞誉论说，一般来讲只适用于过去的那些自由发展。他们的特点就是缺乏勇气去迎接同样属于不是出于设计的种种新变化，而正是在这些变化中会生发出人类奋斗所依凭的各种新工具。

当我说保守主义者没有原则时，我并不是想说他们没有道德信念（mora1 conviction）。事实上，典型的保守主义者通常都是具有极强的道德信念的人士。我说保守主义者没有原则，实是指他们并不具有这样一些政治原则，亦即那些能够使他们与持有不同道德价值的人进行合作以建立起一种双方都能遵循各自信念的政治秩序的原则。正是对这类能够使不同的价值共处共存的政治原则的承认，才使得人们有可能在使用最少的强力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社会。对这类原则的接受，意味着我们同意宽容善待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当然，较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保守主义者的许多价值观念，对我更具吸引力；但是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个人赋予特定目标的重要性，并不足以构成强迫他人去追求这些目标的充分理由。我相信，我在本书第三部分所做的讨论，将被我的一些保守主义的朋友们视为对现代流行观点的“妥协”，并且会对此感到震惊。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可能问他们一样不喜欢现行的一些措施，并可能就这些措施投反对票，但是我知道，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还拿不什么一般性的原则，可以使我说服那些抱有不同观点的人，并向他们指出在我们彼此共同期望的受一般性原则指导的社会里，是不能允许人们采取那些措施的。欲与他人一起成功地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忠诚于一个人自己的具体目标，而且还需要对某种类型的秩序有一种智识上的承诺，在这种秩序中，即使在那些对某个人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应当允许其他人追求不同的目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恰当对象，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强制所应当具有的这种限制。我有时觉得，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认为，那些关于行为善恶的道德观念，并不能证明强制为正当，因为这些道德观念本身亦不能直接干涉或侵入他人确受保护的领域；而正是自由主义所具有的这一特征，使其既明显区别于保守主义，也根本区别于社会主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翻然悔悟的社会主义者在保守主义老巢里要比在自由主义阵营里更容易找到新的精神家园。

最后，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还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些受到公认的优越者，他们所承袭的生活标准、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应当受到保护，而且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应当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力。当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某些优越者的存在——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平均主义者——但是，他们却不承认任何人拥有判定谁是优越者的权力。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捍卫某种业已确立的等级制度，并且希望权力机构能够保护他们所看重的那些人的社会地位；然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任何对业已确立的价值的尊重，都不能证明下述做法为正当：为了保护这些优越者免受经济变革力量的冲击而诉诸特权、垄断或任何其他源出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虽然自由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cultura1 and intel1ectua1 elites）在文明进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自由主义者还是认为，这些精英并不具有特权，他们必须在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人的规则之下通过对自己的能力的证明来维护其地位。

与此紧密相关的乃是保守主义者对民主的一般态度。我在上文已经明确指出，我并不认为多数统治是一种目的，相反，我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手段，甚或可以认为它是我们所必须加以选择的诸种统治形式中所具危害最小的一种形式。但是，我相信，当保守主义者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弊端归罪于民主制度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毋庸置疑，首恶乃是无限政府（unlimited government）。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行使无限的权力。现代民主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坦率言之，若是为某些少数精英所掌握，会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我们应当承认，只是当权力为多数控制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认为对政府权力做进一步的限制是不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制度和无限政府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我们所要反对的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无限政府。同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像限制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那样，去学习限制多数统治的权力。无论如何，与任何其他制度的优点相比，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和平变革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具有更大且更多的优点；因此，我无法对保守主义的反民主倾向抱有丝毫同情。对我来讲，实质性的问题不是谁来统治，而是政府有权做什么。

保守主义者反对过多的政府管制，绝非出于原则的考虑，而是其关注政府的特定目标所致，这一点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保守主义者通常都反对工业领域中的集体主义措施和指令主义（directivist）措施，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者常常能够与他们结盟。但是与此同时，保守主义者通常又是保护主义者（protectionists），且频频支持农业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措施。尽管今天在工业和商业中所存在的种种管制措施，主要是社会主义观念的结果，但是在农业领域中所具有的同等重要意义的那些管制措施，通常却是由保守主义者在更早的时候提出并采用的。此外，许多保守主义领导人还曾同社会主义者争抢风头，竭尽各自之能事，对自由企业大加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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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文中早已指出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纯智识领域里的种种区别，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把它们再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因为保守主义者在这个领域中的特殊态度并不只是保守主义自身的一个严重弊端，而且还倾向于损害任何与之结盟者的目标和它自己的目标。保守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是新观念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更能引起变革。但是，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他们之所以惧怕新观念，乃是因为保守主义者自身并没有独特的原则可资抗拒这些新观念；更有进者，由于保守主义者不相信任何理论，并且除了接受那些已为经验所证实者以外对未知事态又毫无想象力，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思想的斗争展开之前就已丢失了自己的武器。与自由主义对观念具有长远影响力的根本信任不同，保守主义被种种从某个特定时期继承来的观念所束缚。而且，既然保守主义并不真正相信论辩的力量，那么它最后的依凭通常就只能是诉诸某种更高的智慧（superior wisdom），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智慧之所以是“更高的”，实是以某种自我妄称的优越品质为基础的。

上述区别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传统对知识增进的不同态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显示。尽管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把所有的变化都视作进步，但他们确实把知识的增进视为人类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期望在知识的增进过程中能够逐步解决那些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和难题。一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述，自由主义者并不只是因为新事物是新的才偏爱它，而是意识到创新乃是人类成就的本质所在。自由主义者时刻准备接受新的知识，而不会考虑这种知识的即时性影响是否为他们所喜欢。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中最应当加以反对的一点，就是它拒绝接受有充分根据的新知识的倾向，而他们之所以采取拒绝的态度，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新知识似乎会带来的某些后果，换言之——或者更为直截了当他说——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蒙昧主义所致。我并不否认科学家也同其他人一样会受流行时尚的影响，而且也不否认我们在接受他们从最新理论中得出的结论时完全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警省。但是，我们在谨慎对待这些结论时所依据的理由，其本身却必须是理性的，而且也不能因为愤恨新理论推翻了我们所珍视的信念便对它们加以拒斥：理性与情感必须分离开来。一些人之所以反对——比如说——进化论或者所谓的对生命现象的“机械论”解释（mecha-nistic exp1anations），其原因只是他们不喜欢某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些理论所导致的道德后果；对于持这种态度的人，我几乎无法忍受。对于那些甚至把人们追问某些问题的做法都视作违背本分和大不敬的人，我就更不能忍受了。由于拒绝面对现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自身地位。另一方面，唯理主义者因其预设的缘故，而致使其从新的科学洞见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常常与事实和这些洞见根本不符。众所周知，唯有通过积极参与对新发现的后果进行分析或阐释，我们才能了解它们是否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如果适合，那么我们也需要通过分析和阐释，以认识它们是如何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的。如果我们的道德信念真的被证明为是建立在一些已被认定是错误的事实性假设（factua1 assumptions）之上的，那么通过拒绝承认事实的方式而顽固地捍卫这些道德信念，就很难称得上是道德的。

由于保守主义者对新颖和陌生的事物不信任，所以他们也会敌视国际主义，并强烈倾向于民族主义。这是保守主义在思想斗争中之所以脆弱无力的另一个根源。其实，保守主义的态度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在改变着我们文明的种种观念，绝不会承认任何国界的限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新观念，那只能使其丧失在必要时有效抵制这些观念的力量。显而易见，观念的丰富和增进，乃是一个国际过程，而且只有那些充分参与这些观念讨论的人，才能对此一进程施以重大的影响。仅仅宣称一种观念是非美国的，非英国的或是非德国的，就不予接受，这显然不是一种真正的论辩；同样，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于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设，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论辩。

关于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间的密切联系，我们还可以做更为详尽的讨论，但我不想就这一问题再做发挥，因为有人可能会认为，是我的个人境况使我不可能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予以同情。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即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偏见常常为保守主义架起了通向集体主义的桥梁：根据“我们的”工业或资源进行思考，可以说与要求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把这些国家资产置于国家管制或指令之下，只距一步之遥。但是仅就这一点而言，从法国大革命导源出来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并不比保守主义好多少。不言自明的是，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乃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相去甚远，而且反对这种民族主义与珍重一个民族的各种传统亦是完全相容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珍爱并敬重自己社会的某些传统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我对陌生的和不同于这些传统的事态抱有敌意的理由。

我们认为，保守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反国际主义的倾向，还时常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确，这一论点初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但是人们只需稍加思考，便能理解此一道理；这是因为人越是不喜欢新颖陌生的事物、越是认为他自己的方式优越，就越是容易把“教化”别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其方法并不是通过自由主义者所欣赏的那种自愿的且自由的相互沟通，而是以那种赐予别人以有效统治的恩惠的方式加以实现的。颇具意义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又能经常发现保守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联手对付自由主义者的现象，这不仅发生在英国或是德国，而且还发生在美国。在英国，韦伯夫妇（the Webbs）和他们所领导的费边主义者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者；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殖民扩张主义同流合污，并得到“社会主义者争取议席运动”集团的支持；在美国，即使是在老罗斯福执政时代，人们也可以看到：“沙文主义者同社会改良者联手，并组织起一个政治党派；它甚至威胁要执掌政府大权，并运用此一权力去实现他们的凯撒式家长政制（Caesaristic paterna1ism）的纲领。这个危险之所以在今天看来是被躲过了，乃是因为其他党派只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和在相对微弱的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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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自由主义者占据着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位置，因为他们既与保守主义者常常诉诸的那种神秘主义（mysticism）相去甚远，也与社会主义者所采用的那种赤裸裸的唯理主义相距千里；社会主义者居然想根据其自己的理性开出的模式来重建所有的社会制度。然而，我所描述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与保守主义者有一共同点，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不相信理性：自由主义者极其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而且自由主义者也并不能确信他们所知道的答案就是正确的答案，甚或也不能确信人们能找到所有的答案。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极乐意从任何已经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制度或习惯中寻求帮助。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愿意正视这种无知，并承认我们所知甚少，但却不会在其理性所不及的地方声称存在着一个掌握着超自然的知识渊源的权威。我们必须承认，从某些方面来讲，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怀疑论者——但是，除此之外，它似乎还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以便让其他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他们的幸福，以便一以贯之地坚持作为自由主义本质特征的宽容。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怀疑和自我怀疑，就一定意味着自由主义者缺乏宗教信仰。与法国大革命的唯理主义不同，真正的自由主义与宗教并无冲突，而且我只能对那种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19世纪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好战的且本质上属于非自由主义的反宗教主义（antireligionism）感到悲哀。自由主义之本质并不反对宗教；自由主义的英国前辈——老辉格党人，就清楚地标示出了这一点：这是因为老辉格党人与某种宗教信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就这个问题而言，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前者从不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而不论他们的精神信仰有多么深奥神圣，而且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乃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绝不应当加以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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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已足以说明我为什么不把自己视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道理了。然而，很多人会认为，我在上文所表明的立场很难说是他们惯常所称的“自由主义”，因此，我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自由主义这一称谓在今天是否仍可确切地适用于自由党派。我已经指出，虽然我一生都把自己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晚近以来，每每当我称自己为一自由主义者时，所感到的疑虑亦愈来愈多，这不仅是因为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常常会引起误解，而且也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我的立场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之间，甚至与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the utilitarians）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微弱的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纲领”。

1827年，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把1688年革命说成是“诸原则的巨大胜利，这些原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自由主义的原则或宪政的原则”。如果自由主义在今天仍然具有这位历史学家所意指的含义，或者它仍然具有着阿克顿勋爵所说的含义（他曾经将伯克、麦考利和格拉斯通视作三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它甚至还具有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所意指的含义（他把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视为“19世纪至关重要的自由主义者”），那么我用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来标示自己，我将对此感到不胜荣幸。尽管我也极想把欧洲大陆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称为真正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必须指出，他们所主张的那些观念，乃为上述诸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所强烈反对；而且我还必须指出，欧洲大陆式的自由主义者所欲求的乃是将一种前设的理性模式强加于世人，而不是为自由发展提供机会。英国那些自封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取向也大致如此，而这种情况至少从Lloyd George 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因此，我们当有必要认识到，我所谓的“自由主义”，与今天那些打着自由主义这一旗号而进行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无甚关联。而且那些在今天依旧用这个称谓进行统合的历史上的组织或党派，是否有助于任何运动的成功，也同样大有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应当努力排除这个术语的种种误用并还其原本含义，亦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然而，我个人越来越觉得，不加详尽解释或限定就使用这个术语会引起大多的混淆，同时我也感到，作为一种标志，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所代表的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而不是一种力量的源泉。

在美国，按我理解的那种意义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个称谓，现在已是不可能了，美国人倾向于用“严格限权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 取而代之。这可能是个解决办法，但是我个人以为该术语毫无吸引人之处。就我来看，它带有过多的人造术语的和代用品的味道。我所希望的乃是这样一个术语，它可以被用来描述一个极具生命力的党派，亦即一个赞成自由发展和自生自发进化的党派。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我虽说已绞尽脑汁，试图发现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描述性术语，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然而，如同在欧洲许多地方所展现的情况那样，在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大部分集体主义的纲领——这种纲领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政策，以致于与之相关的许多制度都已经被人们视为当然而接受下来，甚至还成了创制这些制度的“保守主义”党派的骄做之本——的地方，要求对自由的捍卫者与保守主义者做出明确的区分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是在这里，自由的信奉者定将与保守主义者冲突交火，而且他们也只能采取一种本质上激进的立场，以反对种种流行的偏见、业已确立的立场和根深蒂固的特权。愚昧和滥用，绝不会因为已成为业已确立的政策性原则而有所改观，变成善事。

对于政治家来讲，“不要扰乱已然确立的事务”（quieta nonmovere）的原则虽说有时是一明智箴言，但它却绝不会令政治哲学家感到满足。政治哲学家可能会希望政府小心谨慎地推进政策，并且也可能主张在未得到公众舆论支持之前不要轻易地推行政策，但是他们却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当下的舆论支持某些安排就接受它们。在当下的世界，一如19世纪初期的世界那般，主要的任务乃在于将自生自发的发展进程从那些因人的愚昧而造成的障碍或困扰中解放出来，所以政治哲学家的希望就必须立足于说服那些----根据倾向来看——“进步”的群体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这些群体目前可能正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化，但是他们至少愿意用批判的眼光去检视现状，并且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去改变这种现状。

我在考虑那种捍卫一整套知识原则和道德原则的群体时，偶尔也用“党派”（party) 这样的术语来指称它们，但我不希望因此而误导读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党派政治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讨论对象。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本书中试图通过将一种破碎的传统拼合起来的方式重新建构一系列原则，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然而，如何将这些原则转变成为大众欢迎的纲领，则实属另一个问题；不无遗憾的是，政治哲学家必须把后一个问题留给那些“世故且狡猾的人去处理，他们的俗称便是政治家或政客，而且他们的决定往往会受到即时性的变幻不定的情势的支配”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人民采取行动。只有当政治哲学家不去关注那些在当下政治上可行的事务，而只关注如何一以贯之地捍卫“恒久不变的一般性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是否真地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a conservative politca1 philosophy)的东西。保守主义可能常常是一种具有实际效用的箴言，但是它却无从为我们提供任何能够影响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三点:

首先，民族主义话语是对个人主义的反动。传统自由主义作家通常认为民族主义话语会构造出一个人们的集体----民族，且把民族的延续和利益置于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之上，如果必要总可以牺牲个体以裨益民族。民族主义话语不一定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但是不用说，在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话语中集体主义的云影从来都挥之不去。

第二，民族主义话语也在“公私有别”这个问题上相当暧昧。在公共事项上，传统自由主义理论要求国家超乎平等个人之上，根据法律对公民一视同仁；在私人事项上，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则要求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留待个人任意处理，并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合二为一可以说，传统自由主义理论需要也鼓吹一个“中立的国家”，政府不能给予某些公民特别优待。在传统自由主义作家看来，民族主义话语要政府把注意力投向某一民族的成员，必然形成对其他公民的歧视。换句话说，传统自由主义作家通常觉得民族主义者是想要“私事公办”，把某些人的活计假借“民族”的名目推给国家去负责，最终也就变成由全体公民来承担。

最后，许多传统自由主义作家，康德及其后学尤甚，还有一个基本信念是：人类历史有朝向自由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规律可循；在自由主义的滚滚大潮中，像民族和民族主义话语这类事物都属于一定将被淘汰的粗砾。如果人类必将建立公道政府、走向自由社会，那么就算民族主义话语有些许道理，那小道理在自由主义的大道理面前也不值一提。

来源：论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安排：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屠凯，2013年。

既然必须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门的雄狮下面卖命，因为它生来就比我强壮有力，也不去投奔200只和我同类的鼠辈。

—伏尔泰

译/吴万伟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其著名小说《双城记》中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开头。但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可怕的世纪来说，绝对不能用这样的话描述。人类相互残杀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但是如果与俄国革命及其后续的压迫、折磨、凶杀相比的话，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拿破仑(他们引入了在战争中大肆屠杀的方法)的恶劣行径，甚至包括亚美尼亚大屠杀在内都会变得黯然失色。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波尔布特等人的可怕罪行因为信息受到系统性地捏造而多年来一直不被人们所了解。它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本来可以防止的人类罪行。那些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改变这些罪恶。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饱含特别的感情，因为我已经上了年纪，亲身经历了几乎整个世纪。我的人生一直是和平与安详的，如果考虑到这么多人类同胞的悲惨遭遇，我甚至对此感到羞耻。我并非历史学家，无法对这些可怕事件的起因给出权威的回答，但是我想做个尝试。

在我看来，这些灾难并不是像斯宾诺莎所说的人类情感中的那些普通的、负面的情感如恐惧、贪婪、部落仇恨、妒忌、和对权力的痴迷等，虽然这些情感的确发挥了非常可恶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灾难是因为思想或某个特别的思想引起的。矛盾的是，卡尔·马克思虽然在著作中贬低观念的重要性，认为非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更重要，但他的思想竟然完成了对20世纪的彻底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既有符合其渴望的方向也有与其理想背道而驰的后果。德国诗人海涅(Heine)在其著名作品之一中告诉我们，不要看不起坐在书房里的安安静静的哲学家;他说要不是康德摧毁了神学的权威，罗伯斯庇尔就不可能把法国国王的头颅给砍下来。

他预测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谢林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其他创始人的军人学生将在有一天以疯狂破坏的方式摧毁西欧的最伟大时代，其威力之大可能令法国大革命看起来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已。这种说法或许对德国的形而上学有些不公平，但是海涅的核心思想在我看来很有道理：纳粹意识形态的确以一种卑劣的方式起源于德国的反启蒙思想。有些人在屠杀或者迫害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因为他们受到某些人的话语和著作的影响，这些人绝对相信自己知道如何实现完美的理想。

请让我解释一番。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一种办法能够解决所有人类问题，能够设想一种人们能够实现的理想社会，只要他们做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做的一切，那么，你和你的追随者就必然相信只要打开这个天堂之门，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当某个简单的真理开始付诸实践的时候，只有傻瓜和非暴力分子才会抗拒。那些抗拒的人必须被劝说，如果不能说服，就必须通过法律来约束他们，如果还不奏效，那就使用胁迫，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直到最后不得不使用恐怖和屠杀等手段。列宁在读了《资本论》之后相信了这一点，他此后一直教导说公正、和平、幸福、自由、美好的社会要想通过他鼓吹的手段创造出来，那么这个目标就可以为必须使用的任何方法辩护，也就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这个观念背后的根本信念在于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问题都有一个真正的、可找到的答案。这个答案能够而且必须被付诸实施，那些找到该答案的人就是领袖，他们的话就是法律。任何真正的问题都只能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这种观念是非常古老的哲学认识。伟大的雅典哲学家、犹太人和基督徒、文艺复兴思想家和巴黎的路易十四、18世纪的法国激进改革者和19世纪的革命者，无论他们的答案是多么不同，也无论他们找到答案的方式是多么不同(为此哪怕发生血腥的战争)，这些人都相信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是人类的罪恶和愚蠢阻碍了理想的实现。

这就是我说的观点，我想告诉诸位的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不仅因为不同社会思想学派给出的答案各有不同，任何一种都无法通过理性的方法展示出来，而且因为更深层的原因。在大部分历史中，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即便不是完全普遍性的，至少并不总是相互和谐一致的。有些相互协调，有些则不行。人们总是渴望自由、安全、平等、幸福、公正、博学等。但彻底的平等与彻底的自由格格不入，如果人类完全自由，那么狼就可以随意地吃羊。彻底平等意味着人类自由必须受到限制以便禁止最能干和最有才华的人超越界限，因为其他人在与他们的竞争中必然被打败。如果允许给予强者欺负弱者的自由，将无法保证安全和自由。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寻求安全或和平，否则就不会有人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或去从事危险的体育运动了。

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的理想，但是它并不完全与慈悲协调一致。创造性和想象力以及顿悟虽然就本身来说精彩绝伦，却无法充分地与计划、组织的需要以及认真负责的计算充分融合。最高贵的理想---求知、求真并不能与人们渴望的幸福和自由和谐一致，因为即使我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但这并不妨碍我变得更幸福和更自由。我必须经常做出选择：平静与激动，或知情和幸运的无知等等。

那么，应该做什么来限制这些价值观的某个或某群鼓吹者，有时候甚至是非常狂热的鼓吹者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往往打压其他人，就像20世纪的独裁者践踏千百万人的性命、自由和人权一样，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某个终极性的金光四射的光明未来。

对此，我恐怕无法提供戏剧性的答案：只是认定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要追求这些终极性的人类价值观，就必须做出妥协和交换，必须做出某些安排以防止出现最糟糕的局面。自由与平等的平衡，个人的自我表现与安全的平衡，公平正义与慈善爱心的平衡。我想说的是有些价值观是相互冲突的：人类追求的目标都源于我们共同的人性;但这种追求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我想在此重申，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不一定相互协调;自由、平等和博爱也是不相容的。

因此，我们必须掂量、协商、权衡、妥协，要防止某种生活方式被竞争对手彻底摧毁。我们太熟悉这种情况了：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年男女渴望的可不是这些，因为这个目标太温和、太理性、太资产阶级，根本激发不起澎湃的激情来。不过，诸位请相信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仅在实践中行不通，甚至在理论上也说不通。如果否认这一点，寻求单一的、压倒一切的理想，因为它是唯一真实的人类理想，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恐怖统治，进而是破坏和流血。鸡蛋打破了，蛋卷却还没有看到，只有数不清的鸡蛋，即人类的性命在等着被打破。到最后，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已经忘记了制作蛋卷的本意，只是没完没了地打破一个又一个鸡蛋。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我漫长的人生的终点，这种目标的实现开始有了曙光。人类历史上很罕见的理性、宽容不再受到蔑视。自由民主在传播，虽然有种种障碍，有现代最严重的浩劫，即狂热的极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大独裁者都已成为废墟，即使在中国，摆脱专制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诸位将迎来21世纪，我相信这个世纪要比可怕的20世纪好得多。祝贺诸位的好运;我可能看不到这个光明的未来了，实在很遗憾，但我相信它一定会到来。虽然我一直说些悲观丧气的话，但我很高兴以这种乐观主义的话语结束我的发言。我们的确有很好的理由认为理当如此。

1.
依此一说，中国人对集权的偏好，是在与自然灾害的频繁斗争中被内化的。

在试图驯服和利用河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不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说单个是强大的，想想那些森林中的伐木者和荒原上的开拓者就是这样。中国人会说单个是无力的，有成千上万只手才能保住河堤。
p.41

2.
文明就像外套，别人都光膀子的时候一开始你看不惯，慢慢自己也脱了。

1907年春天瑞典传教会会长彼得·瓦尔登斯特罗姆和妻子安娜到华中地区视察传教活动。他在著作《前往中国》中提到：“我的妻子发过誓，她以后再也不让别人（用人力车）拉自己了。但是一到香港她又不得不坐上去。我们被人力车夫围得水泄不通，而我们的路也是那么长，我们不得不坐。她开始掉泪，但是没办法，后来习惯了，她很快变得像我一样觉得很有意思。对呀，当车夫们高兴拉我们的时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p.136

3.
营养好而知礼节，当欧美人还在为一瓶营养快线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国老司机已经开通了前往秋名山的班车。技术文明与奇技淫巧文明的分野恐怕也在此。

很久以来，蔬菜是除了粮食以外的中国食谱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特别是白菜、葱、豆角和各种不同的速生叶类青菜。蔬菜所含的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主要是铁，以及制作过程中仅使用少量的植物油，都使中国人长期以来比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生活得更好更得益。美食专家说，在深冻技术和空运事业发展之前，中国的穷人都比欧洲和美洲的富人吃得好，至少在没有发生饥荒和水灾时是这样。
p.166

中华民国一个最大的不幸，便是前清遗老的失踪。我在满清王朝的遗迹里竭力搜寻这位遗老的稀世珍品。因为我相信，他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成果之一。

清朝也许很腐败，是的，无以复加的腐败，但清政府里的那些骗子却装扮成道貌岸然的君子。这批遗老是数百年来文化、教育和传统的产物，纯然的遗老也许跟绝色的美女一样地难得。这是天性使然。我们过去在任何时期至少有大批优秀官吏，可现在我们仅有几个忠诚的党内同志。前清遗老是真正的正人君子。我们曾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值得保存。无论他的思想如何退化，他的存在总能令人高兴。他的生活习性不仅是给他自己，也是给那些贿赂过他的人的上等礼品。他的嗓音深沉、洪亮，他的举止稳重、平静，他的语言是一种艺术，他的品性融会了博学、温和、谦卑和高雅。

给遗老下定义也许跟给君子下定义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事。他来到世上，是宇宙间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事实在不断地作出定义又推翻定义。但你听见他谈话，你就能认出他是遗老，正如你根据头发分梳的方式就能识别君子一样。君子讲话的声调和讲话的姿态都含有打动女人心的魅力。李鸿章的美髯或袁世凯的眼神迷惑过多少洋人！这样的东西不复有了，该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遗老，你只需听听他讲话。他当然讲的是官话。遗老讲话的节拍是一种艺术??一种为了自我消遣、花了半辈子时间才培养完善的艺术。这并不全是声调有问题，像牛津学者慢条斯理的语调，任何一个孩子三个月内也能学会。诚然，声调也起重要作用。我记得我听到过他那深沉、洪亮的声音，那带着北京口音的抑扬顿挫的韵律，其中还夹杂几段适时的、有节奏感的笑声。能再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死也心甘！如果那些官僚也掠夺人民，那么他们的掠夺则是文质彬彬，谦谦有礼，整个过程使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都感到温和文雅。现在情形不同了。我们现在的官吏只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粗野如牛，笨拙似猪，厚颜无耻，荒淫无度。如果我们必须被掠夺，至少也要掠夺得我们愉快一些。但我们没有享受那种愉快掠夺的福气。这就是说为什么说遗老失踪是极大不幸的原因。

如果官话只讲究声调，那还够不上艺术的称号。和一切艺术一样，它还需要艺术家的智慧和精神作背景。在纯正的官话交谈中，一切都是和谐融洽的；言者的性格，室内的家具，亲切的气氛，说话的声调，纯正的口音，精炼的措辞，圆圆的丝记扇，官僚的胡髭，马褂??所有这些综合起来造成了和谐的艺术效果。讲官话的人不能穿西服，因为这样的风度与之不协调。再如不该擦鼻涕，而应该代之以咳嗽和吐痰，用最雅观的仪态咳嗽和吐痰。第二，便是留须，有时得拼搏半辈子才能把胡须蓄得威风凛凛。我认为在这方面只有于右任才合格。第三，心态要平衡，谈话要镇定，要讲究语调节奏，这些能体现一个人高贵庄重、泰然自若的气质。而养成庄重、泰然的气质需要饱满、愉快的精神，培养这种精神又需要学识、冷静、阅历和勇气。遗老可能会失宠，但决不会失去尊严。他的呻吟温文尔雅，他的喷嚏节奏明快。如果他跌倒在地，爬起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正玳瑁眼镜??悠闲而准确地扶正。我们现代的官僚们好像会踢足球。踢足球是一种大失尊严的举动……有的甚至抽雪茄。可是抽雪茄的人怎么能讲官话呢？水烟筒才是合适的东西，我知道实际上官僚们都不想讲正经的官话了。他们讲的是广东??苏州??无锡的混合话。正好像……

最后，讲官话需要一套特别的语汇。这语汇一部分是职业上的，一部分是文学上的，至于职业术语，我们有些政府文书也能教给官僚们，因为文书懂这些。如果我们的官僚资质聪颖，他们学起来就很快。而且那些东西学起来也的确很有趣味。例如，你提起自己的儿子时，便称他为“犬子”，你提到人家的儿子时，便称“虎子”。又如，你自己的妻子是“拙荆”，而朋友的妻子是“令阃”。邀请某人来家作客，便说“大驾光临”。这些礼貌用语确能把人装扮成有教养的模样，而且也能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

至于文学语言，我劝我们的官僚莫去尝试为好。这是需要受几十年寒窗苦读之罪的。这就是你稍有所收获时，你便知道纯正的官话之所以那样珍奇有趣的原因。不论你如何反对说官话的人，他一般情况下总还有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学和语言知识，他能背诵几篇文学散文和几首诗歌。真正地道的官话交谈也是文学语言的交谈。谈话者对伦理、政治问题谙熟于心。因为中国官僚不是法国型的朝臣。中国官僚是职业学者。他的谈吐也像学者。他有一套公用的政治哲学，还有一套私用的伦理哲学。他是朝臣和学者的混血儿。你可以同卓越的满清官僚谈论荀子、墨子、元杂剧、宋理学和明代瓷器。我们现代的官僚只能谈小麦出口，一又百分之二点五加仑的汽油能跑二十哩。

是的，封建官僚的时代过去了，说谎的艺术也衰败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我们的将军给自己取名为“福祥”、“福麟”，他们的姨太太仍用当歌女时的原名，像“玉小姐”、“春小姐”之类。我们被这样一些人掠夺，实在是奇耻大辱。

仅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装束、气质全是地道的前清官僚的人。他保养得很好。他手里拿着一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喜欢历史、诗词和书法。他用纯正的口音说着纯正的官话，字斟句酌，一看便知是个饱学之士。我听他谈??我高兴地听着??人民的穷困，官吏的荒淫，电影的害处，孔儒理学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好内政机构的必要性。他侃侃而谈，我不禁默默自语：“这是最后一个遗老，他具有前清官僚的博学、温和、谦卑和高雅。”他可能是个大官，他可能不忠诚，但中国还是有救的。

1.
Silent 和 Listen 是由相同的字母构成的。

2.
忍住尿意的两个有效方法：摩擦小腿后侧；想像性方面的内容。

3.
三星也是一个军火制造商。

4.
工作时听音乐能让人产生积极的情绪，并更加多产。

5.
坠入爱河的人，人均会失去两个密友。

6.
大部分的连环杀手都出生在 11 月。

7.
在原版的《睡美人》中，公主被王子强奸并生下了两个孩子，她在被孩子吮吸手指的时候才醒过来。

8.
平均来看，矮个子男人的寿命比高个子男人多两年。

9.
每五个女人中都有一个因为男友沉迷电玩与其分手。

10.
蒙住双眼时，人无法走直线，最后会绕圈走。

11.
《风中奇缘》的女主 Pocahontas 遇到 28 岁的 John 时，她只有 11 岁。

12.
失眠会导致青少年性欲增强以及滥用药物。

13.
雄性蝙蝠比起其他哺乳类动物，有更高的同性恋概率。

14.
左耳对情话的反应，比右耳更为敏感。

15.
著名说唱歌手 Akon 的全名是 Aliaune Damala Bouga Time Puru Nacka Lu Lu Lu Badara Akon Thiamin。

16.
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粪便，现在还在月球上。

17.
人们多因为想未来的事情而睡不着觉，而回忆过去的事有助入睡。

18.
科学家称，大多数人恋爱 7 次才会结婚。

（一）逊尼派

伊斯兰教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主流派，世界穆斯林大多属逊尼派，占全世界穆斯林总数的80％以上。该派信仰神学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安拉的本体与德性。认为安拉是宇宙间唯一的主宰，安拉的本体是第一性的，其德性是第二性的。

②《古兰经》的性质。认为《古兰经》是最高、最神圣的天经，是安拉的言语，是天使按原型口授给穆罕默德的。内在的启示并不寓于穆斯林的书、心、口、耳之中。

③前定与意志自由。既承认安拉的前定，又承认个人有意志自由。认为安拉周知万物，过去和未来的事件完全在安拉的洞察之中。任何人和物都是安拉所创造的，因而人类的意志自由是在万能的安拉的意志下选择的，人能够掌握自己的行为，只是因为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什叶派

该派以拥护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及其后裔担任穆斯林领袖伊玛目为其主要特征。目前，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约有80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阿富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也门、巴林等地区。主要信仰与教义:

①伊玛目教义：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是第一位伊玛目，其后只有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才是合法的伊玛目。伊玛目由安拉任命，谁也无权选举。伊玛目具有超凡的神性和“不谬性”。伊玛目是人与安拉之间的“中保”。只有伊玛目有权解释《古兰经》。

②马赫迪教义：隐遁的伊玛目将在世界末日前再临人世，成为伊斯兰教的马赫迪（救世主），为世人伸张正义，恢复真正的伊斯兰教。

③塔基亚教义：信徒在有危险的时候允许隐讳自己的宗教信仰，但这只是表面上否认之，内心还必须坚持信仰。

此外，什叶派教义还承认临时婚姻制度“穆塔尔”。

（三）哈瓦利吉派

“哈瓦利吉”阿拉伯语意为“出走者”，因其出走后以库法北部的哈鲁拉村为活动基地，又称哈鲁利亚派。是从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队伍中分裂出走的一个派别。一说该词源于《古兰经》：“谁从家中出走，欲迁至真主那里，而中途死亡，真主必报酬谁”。基本教义与宰德派、穆尔太齐赖派的观点大体相同:

①安拉是独一的，无形无影，无方位；对安拉必须笃信和虔诫，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大罪，是叛教者，今世应给予严励的惩罚，死后将堕入火狱。

②认为《古兰经》除第13章(即优素福章)为被造之作外，其他章节均属安拉言语，必须按原意信守，不得擅自加以解释和变动。

③强调信仰必须伴以行为，认为穆斯林仅有信仰是不够的，必须以宗教行为表明自己的信抑。宗教行为包括履行五项宗教功课、参加圣战和遵守教法教规，强调“礼拜、斋戒、诚实、公正都是信仰的一部分”。同时也严格要求信仰的纯正，认为必须思想纯净、斋戒、礼拜才能有效。该派成员为表明自己信仰虔诚而加重苦行，延长礼拜时间，增加叩头次数，直至额生拼胝，故又被称为“有游胝者”。该派还规定了苦修和禁欲的有关教规，如禁止烟酒，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禁止剃须，禁止哀悼亡人，禁止说谎，禁止与本派以外的人通婚和发生继承关系等。

④在前定与自由问题上，该派的一些主要支派主张有意志自由，认为人的行为决定于自己的意志，人类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承认定命论。

⑤行为是信仰的基本条件，犯大罪者就不是穆斯林，应视为背教。（伊拉克圣训学家哈桑．巴土里认为犯大罪者只是罪人，仍不失为信士。他的学生瓦绥勒．本．阿塔和欧麦尔．本．俄拜德认为其地位居于信与不信者之间，二人离师，另创穆阿太齐赖派。另一些人提出到世界末日时由真主去判断，称为穆尔吉亚派（意为推迟派）。

（四）穆尔吉埃派

早期派别。穆尔吉埃派认为阿里、穆阿维叶及所有各派和伍麦耶人都是穆斯林，对各派既不谴责，也不为其辩护，保持中立态度。思想为较多的人所接受，遂成为一个独立派别。该派主张主要有：

①犯大罪者仍是信士，因为信仰是内心的一种信念，不是言行所能证明，礼拜、封斋也不是信仰的条件；

②不断定基督教、犹太教为不信安拉者；

③奥斯曼是无辜的，杀害他是不义的；

④承认伍麦耶王朝当政者是穆斯林。

【脑补：隋芬战役】

公元656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被叛军杀害后，阿里继任第四任哈里发，并将首都从麦地那迁往库法开始实行新政，撤换了大部分省总督，要求各地军政首脑向他宣誓效忠。

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拒绝向阿里交出权力，并否认阿里是合法的哈里发。穆阿维叶提出为其堂兄奥斯曼复仇的口号，在大马士革公开展示奥斯曼被害时的血衣，要求阿里惩办凶手，否则阿里应负纵容罪犯的责任。

公元657年春天，阿里亲自前往叙利亚边境的隋芬镇与穆阿维叶谈判。穆阿维叶要求惩办凶手，并成立一个由各方代表参加的选举会议来推定新的哈里发。谈判进行了3个月后破裂。

公元657年7月，双方军队集结隋芬平原展开激战，阿里军队大获全胜。失败之际，穆阿维叶命士兵用枪挑起《古兰经》，高呼“让安拉裁决”，要求停止战斗，举行和谈。阿里阵营迅速分化，大部分将领和军士对穆斯林间的仇杀感到厌倦，提出“不能砍杀高举《古兰经》的人”，遂中止战斗，同意和谈。阵中主战派台米姆族人约有12000人，从阿里队伍中分离出走，日后成为哈瓦利吉派。

公元658年1月，双方在艾兹哈鲁实行仲裁，结果是，免除阿里和穆阿维叶所担任的职务，不承认阿里的哈里发地位。从此更多的不满者投入哈瓦利吉派，进一步削弱了阿里的力量。

公元658年7月，哈瓦利吉派与阿里的军队在拿赫鲁宛（今巴格达附近）发生激烈冲突，双方死伤惨重。哈瓦利吉派推举的哈里发拉西比阵亡，固守营地的哈瓦利吉派1800余名官兵全部被歼。之后，哈瓦利吉派残余势力在各地仍有活动。而穆阿维叶则借机于公元659年击败阿里在埃及的军队，任命阿穆尔为新的埃及总督。

公元661年1月24日清晨，阿里返回库法清真寺的时候，中途被人用毒刀刺中头部身亡。埋葬阿里的地方，在库法附近，后来发展成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地之一，即现在伊拉克的纳杰夫。

权力最终落入了以穆阿维叶为首的伍麦叶家族手中。穆阿维叶镇压对手，成为穆阿维叶一世，之后又宣布其子为哈里发继承人，将哈里发的选举制度破坏，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穆斯林社群组织也自此开始了长达千年的内部分裂。

1. 我们建立在社会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答案是，在今天的绝大社会之中，特别是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之中，这样一个过程（包括了价值判断）和这样一种努力（注：指构建民族-国家），注定会失败。
2. 在现代世界，即使在欠发达的边陲，或者族群、文化和语言都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之中，每个社会都产生了一个知识精英群，他们基于感情原因和（我们不能忘记）自利的考虑，将捍卫这种“原始的”价值观和特性。这些精英，正如格尔纳曾经正确地强调的，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社会之中并不存在。今天他们则存在于这样一种农业社会之中。在现代情境之中，所有重要的群体都有作家和知识分子传播其民族文化，而传播体系已经大大增加了移民和他们的家文化保持持续联系的可能性，并且现代民主规范已经接受了多元文化主义。此时，同化政策，即使不是正式的反民主的，也可能不会被导入民主动作设计过程。如果主体民族确实是要建立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各种类型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ing）方案往往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存在。
3. 当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变成15个国家，所有国家都是以“主体民族”作为基础，一些分析家高兴地认为可能会出现民主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在这些国家第一次选举之时，许多任职者提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的纲领。减少主体民族和“移民”之间的冲突的一种可能方案是戴维·莱廷所称的“竞争性的同化博弈”。许多工人阶级移民为了使其子女在新的环境中增加生活机会而开始竞争性的同化。这可能发生在文化和经济都充满活力的加泰罗尼亚的西班牙工人阶级移民之中。但是，它有可能在中亚的俄罗斯人中发生吗？1989年，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占59%，而哈萨克人——该国的主体民族——占22.5%。只有不到1%的俄罗斯人会说哈萨克语。吉尔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凯克的这一比例在事实上也差不多。在这种住地殖民主义背景之下，没有一个志愿组成 的民族-国家能真正推行竞争性的同化过程。在这种情景之下，如果要成为民族-国家，就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事实上，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只会鼓励“殖民性的居住者”向俄罗斯日里诺夫斯基类型的极端民族主义领导人求助。
4. 在多民族背景下鼓吹民族-国家还有另外一个不利因素。许多民众，如果他们居住在多民族国家，也许会出于原因（或者是为了维护其经济中的多渠道组合方式），偏好多样化的认同，抵制民族-国家的同质化运动。这些民众往往是民族-国家事业的第一个目标。从经验上和情感上来说，当今世界的许多族裔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止认同一种文化和历史，他们具有异族联姻经历，拥有其他民族的朋友，经常在一个国家进进出出。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可能具有双重认同。民族主义者，无论是来自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和被压迫的民族，都要求人们放弃这样一种双重认同，在二者中选一。事实上，他们常常制造或者强化了一种此前并不存在的两分法。这就是为什么公民投票能够分裂并且破坏实际的社会联结的一个原则。
5. （如果）在多民族背景之下，国家政策具有开放性，能认可平等的公民权，使所有公民都接受国家授权或者强制实施的个人权利的共同“庇护”，那么，巩固民主的机会将会增加。
6. 与其他政治实体相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需要建立以非多数票、非公民投票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比如，如果在国家之内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空间差异，可以实行联邦制。国家和社会都应该允许各种多样化的公共机构的存在，如媒介和学校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尊重文化符号的多样性，允许多种合法的婚姻模式，在法律和政治上允许代表不同社群的政党，在政治程序和设置的安排方面，则实施阿伦·李帕特所说的“协合民主”。一般来说，比例代表制可以更好地代表在空间上分散的少数民族。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些忠实追随者，强调个人权利和普遍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权利。但是我们认为，将多民族、多文化社会和国家之中民族或者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与得到国家充分保护的个人权利结合起来，可能是将民主和非民族-国家政策结合起来时冲突最少的一种方式。
7. 如果转型的起点是非民主的多民族联邦制度，建立民主的联邦制的一种策略，在选举的次序上可能应该首先在国家层次进行选举，这样可以产生一个合法的框架，然后再仔细考虑如何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分权。
8. 政治认同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久的，民主领导人的品质（因此）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政治领导人可以培养多样化和完整的政治认同；政治领导人也可以培养两极化和冲突性的政治认同。
9. 在波黑种族清洗意识被作为一种建构民族-国家的策略之前，萨拉热窝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其居民具有多元化的认同，是世界上所有城市中不同信仰之间通婚率最高的一个城市。

——摘自《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