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一本《现代社会冲突》终于被我读完。在最后几章摘录了些句子，我把我在此时对它们的理解记下来，以便日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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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七 社会失范的风险
也许在任何时代，在有组织的群体里，团结一致的行动仅仅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次优方法。它是十分耗费力量的，需要付出高昂的感情的代价，它要持续很长时间，其后人们才能有所收获。因此，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试图自力更生，奋勇前进。
注：在实现个人利益方面，依靠群体的力量在效率上低于个人行动，但兑现的概率更高。个人行动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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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也只有在有可能以一个稳定的公民权利总架构以及服从法律的义务为前提时，公民的不顺从才有意义。
注：不顺从或抗争，是要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进行的，香港废青的推翻框架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推翻框架即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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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无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最终也被卷到革命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社会状况毋宁说使他们成为搞反动阴谋勾当的一支后备军。
注：暴力革命最善于利用无知的蛮力，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日，如果还能接受颠覆破坏这种暴力革命恶果，足以证明暴力革命对人类社会遗毒无穷，身心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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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青少年罪犯向社会提出了特别紧迫的问题。几十年之久，一种倾向占据了统治地位，即在谋杀和故意杀人后，也还要让“社会”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在同样这几十年之内，半数的传统犯罪以及半数以上的暴力犯罪，是 21 岁以下的人 —— 大多数是男子 —— 干的。青少年的规范性的“没有法的空间”，也许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事情，因为它把青少年排除在他们应该学习的、维系社会团结的规范之外。
注：未成年保护导致了法的真空，个人认为信息化导致的青少年早熟程度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损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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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风险是一目了然的。使一切“无序、怀疑一切和对一切无把握”，这就够糟糕的了。然而，还有更大的风险在另一些事情上。失范不可能持续长久。它是向篡夺权位者发出的一份请柬，让他们把一种错误的秩序框架强加于多数人。自由党人由于缺乏主张建立机构的坚定的意向，自己恰好招惹起一些十分妨碍自由党人捍卫“法和秩序”的东西。失范的风险就是形形色色的专制暴政。
注：对框架的蔑视，对建制派/当权派的蔑视，对现行社会规则的蔑视，是向暴力革命及其摘果人发出的请柬，这恰恰是走向专制暴政的道路，而非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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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八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自从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来，就宣告了前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这些革命最后超出了他自己的意图，把旧的确定性撕得粉碎。
注：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要看他对“旧的确定性”的态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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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不应该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呢？然而，对此有一种答案。这幅漂亮的画有另外的一面，根本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一面。它的名称就是官僚体制。（一种对社会民主主义不友好的描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官僚体制。）
注：目前人类还不敢奢望无政府社会，官僚社会是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如何限制官僚体制的缺陷，让它有效地提供服务，这才是现今文明的所有参与者要攻克的课题。而不是一次次地推翻现有官僚体系，再一次次地建起一个个与之前差不多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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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再也不敢相信和平。多数派阶级丧失其自信，并且愈来愈倾向于保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合乎逻辑地智尽能索，无计可施了。已经不再信任选民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经常改变政治信仰的选民。空气中已经弥漫着变化的气味，却搞不清楚气味来自何方。
注：如果说特朗普上台之前，世界对空气中变化的气味还仅有一丝怀疑的话，2020的保护主义恶臭还不足以让所有人警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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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以英国人固有的审慎说道：“如果人们是作为政治动物出生的，那么，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是极其不舒服的；这样做是冷冰冰的、孤独的和毫无意义的。”
注：人作为政治动物出生，这毫无选择余地。但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并不会不舒服，很多人缺乏鲜明的政治观点，他们总是听点这个党派的，再信点哪个党派，每个人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当然，他可能需要某个党派来实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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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宪法的第一条原则，它是这样说的：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使错误的代价尽可能小。
注：我想改革的首要原则也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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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三件事都与错误的代价息息相关。民主的意义是创造不必流血或者引起不必要的苦难而罢免政府的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意义是把供给与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偏好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公民社会的意义是让很多群体都能呼吸到空气和发挥作用，以至于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可能扮演暴君。约翰 · 洛克、亚当 · 斯密和詹姆斯 · 麦迪逊分别是这三个命题的理论家；其他人追随他们，并且继续发扬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以最集中和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表现在卡尔 · 波普尔身上。
注：完成这三点这就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了，甭管它名义上是不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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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42 年，威廉 · 贝弗里奇提出他的著名计划时，这就已经是他的激进的思想。一切公民都应该“［接受］福利金，直至能够维持生存为止，而且是作为权利，不必接受需求审查，以至于个人能够在此基础上自力更生地从事建设”。
注：这是高福利国家的出发点。这是人本主义。前提是公民教育得到达一定水平—不会退行到吃大锅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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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国家是指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的一切公民应有必要的最低机会，不得再少了，但是也不能更多些。它并不取代作为旨在以帮助促进自助的公民社会，它也不否定人们有权自为地走一些既不受国家监督也不受要求平等待遇者嫉妒的、自己的道路。
注：这种微妙的平衡恐怕只有在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黄金时期才能找到蛛丝马迹。但是值得我们为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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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可以这样归纳我的劝告：天啊，你们做些事情吧！你们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令自己开心，对别人重要。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里，可以做的事情是够多的。
注：世界不完善，可建设的东西比可推翻的东西更多，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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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从康德关于人的局限和可能性的假设出发，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把历史理解为是在实现大自然的一种隐蔽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内在完善的以及为此目的也是外在完善的国家宪法，作为惟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能够在人类中充分发展它的素质”。
注：按照康德的假设衍生出的一种理想宪法的标准。这是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吗？人类想要发展的东西，向来是不自然的。我把它看作是一个人为设定的崇高目标，借用历史和自然作为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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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的是，他们建议进行一些特殊的改革，而用所有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改革都是激进的，但是，这些改革又没有突破在既定的环境下采取行动的框框，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仍旧是保守的。
注：如何区分改革中的激进与保守，要看是不是在框框里，行动的结果是在改善既有环境还是在突破框框，这个不难分辨。通过立法机构斗争争取利益，和通过街头运动打翻既有立法程序，完全是两回事。香港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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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他的战略性变化的辩护者一样，希斯曼对摩尼教徒们是不屑一顾的，不管他们是撒切尔式的“退出”教条主义者，还是绿党的“发言”积极分子。他所主张的“被人理解的综合性”是那种保守主义的一种版本，那种保守主义知道，我们极可能只好过着一种必须过的生活，因此，我们对这种生活的窘迫不得不逆来顺受，以便更加坚定地追逐可以达到的目标。
注：这种保守主义的理性之处在于，它不会以唾手可得的确定性为代价，去追逐一些被允诺可以获得的利益。它拥抱确定性，拥抱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从而拥抱那些可以达到的目标。在它的词典里，应该没有一蹴而就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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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革命是历史的又苦又甜的因素。它们的过分的许诺有着高昂的代价，无法得到信守。然而，人总抱有希望，因而可以使人坚信革命的许诺。甚至保守党人也在革命中寻找他们的灵感，虽然这些革命远远落后了。
注：谈完了拥抱确定性，就该谈革命的诱惑了，这是年轻人无法抵御的诱惑。而对于特朗普这样的老年人来说，他也需要在革命中寻找灵感。看起来他和彭培奥两人都学到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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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活动和意义，对于这二者来说，公民身份也好，国民的富裕也好，都仅仅是条件。如果人们对这一切思考正确，那么，只要我们保持改善事物的热情，各种现代的公民社会就不是生存的坏地方。
注：回到生活，只要我们保持改善事物——而不是摧毁事物——的热情，各种现代的公民社会都不是生存的坏地方。毕竟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活动和意义。文明进化到这个地步，实在不该像前人一样，重蹈给文明留下伤疤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