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吴万伟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其著名小说《双城记》中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开头。但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可怕的世纪来说，绝对不能用这样的话描述。人类相互残杀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但是如果与俄国革命及其后续的压迫、折磨、凶杀相比的话，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拿破仑(他们引入了在战争中大肆屠杀的方法)的恶劣行径，甚至包括亚美尼亚大屠杀在内都会变得黯然失色。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波尔布特等人的可怕罪行因为信息受到系统性地捏造而多年来一直不被人们所了解。它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本来可以防止的人类罪行。那些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改变这些罪恶。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饱含特别的感情，因为我已经上了年纪，亲身经历了几乎整个世纪。我的人生一直是和平与安详的，如果考虑到这么多人类同胞的悲惨遭遇，我甚至对此感到羞耻。我并非历史学家，无法对这些可怕事件的起因给出权威的回答，但是我想做个尝试。
在我看来，这些灾难并不是像斯宾诺莎所说的人类情感中的那些普通的、负面的情感如恐惧、贪婪、部落仇恨、妒忌、和对权力的痴迷等，虽然这些情感的确发挥了非常可恶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灾难是因为思想或某个特别的思想引起的。矛盾的是，卡尔·马克思虽然在著作中贬低观念的重要性，认为非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更重要，但他的思想竟然完成了对20世纪的彻底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既有符合其渴望的方向也有与其理想背道而驰的后果。德国诗人海涅(Heine)在其著名作品之一中告诉我们，不要看不起坐在书房里的安安静静的哲学家;他说要不是康德摧毁了神学的权威，罗伯斯庇尔就不可能把法国国王的头颅给砍下来。
他预测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谢林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其他创始人的军人学生将在有一天以疯狂破坏的方式摧毁西欧的最伟大时代，其威力之大可能令法国大革命看起来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已。这种说法或许对德国的形而上学有些不公平，但是海涅的核心思想在我看来很有道理：纳粹意识形态的确以一种卑劣的方式起源于德国的反启蒙思想。有些人在屠杀或者迫害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因为他们受到某些人的话语和著作的影响，这些人绝对相信自己知道如何实现完美的理想。
请让我解释一番。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一种办法能够解决所有人类问题，能够设想一种人们能够实现的理想社会，只要他们做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做的一切，那么，你和你的追随者就必然相信只要打开这个天堂之门，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当某个简单的真理开始付诸实践的时候，只有傻瓜和非暴力分子才会抗拒。那些抗拒的人必须被劝说，如果不能说服，就必须通过法律来约束他们，如果还不奏效，那就使用胁迫，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直到最后不得不使用恐怖和屠杀等手段。列宁在读了《资本论》之后相信了这一点，他此后一直教导说公正、和平、幸福、自由、美好的社会要想通过他鼓吹的手段创造出来，那么这个目标就可以为必须使用的任何方法辩护，也就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这个观念背后的根本信念在于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问题都有一个真正的、可找到的答案。这个答案能够而且必须被付诸实施，那些找到该答案的人就是领袖，他们的话就是法律。任何真正的问题都只能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这种观念是非常古老的哲学认识。伟大的雅典哲学家、犹太人和基督徒、文艺复兴思想家和巴黎的路易十四、18世纪的法国激进改革者和19世纪的革命者，无论他们的答案是多么不同，也无论他们找到答案的方式是多么不同(为此哪怕发生血腥的战争)，这些人都相信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是人类的罪恶和愚蠢阻碍了理想的实现。
这就是我说的观点，我想告诉诸位的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不仅因为不同社会思想学派给出的答案各有不同，任何一种都无法通过理性的方法展示出来，而且因为更深层的原因。在大部分历史中，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即便不是完全普遍性的，至少并不总是相互和谐一致的。有些相互协调，有些则不行。人们总是渴望自由、安全、平等、幸福、公正、博学等。但彻底的平等与彻底的自由格格不入，如果人类完全自由，那么狼就可以随意地吃羊。彻底平等意味着人类自由必须受到限制以便禁止最能干和最有才华的人超越界限，因为其他人在与他们的竞争中必然被打败。如果允许给予强者欺负弱者的自由，将无法保证安全和自由。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寻求安全或和平，否则就不会有人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或去从事危险的体育运动了。
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的理想，但是它并不完全与慈悲协调一致。创造性和想象力以及顿悟虽然就本身来说精彩绝伦，却无法充分地与计划、组织的需要以及认真负责的计算充分融合。最高贵的理想---求知、求真并不能与人们渴望的幸福和自由和谐一致，因为即使我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但这并不妨碍我变得更幸福和更自由。我必须经常做出选择：平静与激动，或知情和幸运的无知等等。
那么，应该做什么来限制这些价值观的某个或某群鼓吹者，有时候甚至是非常狂热的鼓吹者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往往打压其他人，就像20世纪的独裁者践踏千百万人的性命、自由和人权一样，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某个终极性的金光四射的光明未来。
对此，我恐怕无法提供戏剧性的答案：只是认定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要追求这些终极性的人类价值观，就必须做出妥协和交换，必须做出某些安排以防止出现最糟糕的局面。自由与平等的平衡，个人的自我表现与安全的平衡，公平正义与慈善爱心的平衡。我想说的是有些价值观是相互冲突的：人类追求的目标都源于我们共同的人性;但这种追求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我想在此重申，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不一定相互协调;自由、平等和博爱也是不相容的。
因此，我们必须掂量、协商、权衡、妥协，要防止某种生活方式被竞争对手彻底摧毁。我们太熟悉这种情况了：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年男女渴望的可不是这些，因为这个目标太温和、太理性、太资产阶级，根本激发不起澎湃的激情来。不过，诸位请相信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仅在实践中行不通，甚至在理论上也说不通。如果否认这一点，寻求单一的、压倒一切的理想，因为它是唯一真实的人类理想，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恐怖统治，进而是破坏和流血。鸡蛋打破了，蛋卷却还没有看到，只有数不清的鸡蛋，即人类的性命在等着被打破。到最后，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已经忘记了制作蛋卷的本意，只是没完没了地打破一个又一个鸡蛋。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我漫长的人生的终点，这种目标的实现开始有了曙光。人类历史上很罕见的理性、宽容不再受到蔑视。自由民主在传播，虽然有种种障碍，有现代最严重的浩劫，即狂热的极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大独裁者都已成为废墟，即使在中国，摆脱专制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诸位将迎来21世纪，我相信这个世纪要比可怕的20世纪好得多。祝贺诸位的好运;我可能看不到这个光明的未来了，实在很遗憾，但我相信它一定会到来。虽然我一直说些悲观丧气的话，但我很高兴以这种乐观主义的话语结束我的发言。我们的确有很好的理由认为理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