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踽行

• 刚刚给备用机换了只电池。原来的电池续航没问题，但是鼓包把屏幕顶开了，不能忍。要说国产安卓机的维修还是挺方便的，一共只开五只螺丝钉，要不是打开卡扣废点儿劲，估计不用10分钟就能换完电池。大家都喜欢把胶吹热了再取下电池，我现在倒觉得，用一张硬卡插进去切胶是最快的。这下备用机又能延寿一年少说，省了几千块，也避免了过早产生电子垃圾。

• 昨天才知道，我夫人的闺蜜的女儿和我同事的妹妹的女儿竟然是同班同学。多少年来，我们聊天时都会谈到的孩子，彼此竟然很熟悉，世界真是小。

• 同学聚会聊起印度近期的疫情。知道把病患的遗体焚烧处理，这是文明的一个阶段，但是离下一个阶段，印度好像还有点儿远。感觉上，印度大众还缺少一次启蒙教育。如何认识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这是在中国经历了帝国没落经历了近代革命经历了政治风波，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和惨痛教训才稳固下来的认知。印度或许会用它自己的鲁迅和李大钊来完成这个过程，而且迟早要完成这些。只能抱一个美好的愿望：新冠疫情是这个过程中最后一次生命的献祭。

• 看到有人猛夸卢旺达，这才了解了一下。原来卢旺达已经是非洲最安全的国家，如今距大屠杀不到三十年，卢旺达不仅能维护本国稳定，还有能力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了不起。现总统卡加梅重新缔造了卢旺达，大幅提高了全民识字率，率先廉政搞财产公示，终结民族划分统一了公民身份，大兴基建发展生态旅游。卡加梅是1957年生人，第二总统任期将到2024年止。未来卢旺达能否延续发展势头，成为非洲重要的政治力量，还要看卡加梅的继任者能否延续良政。预计很长一段时间内，原殖民势力的干扰仍是威胁非洲国家发展的主因，大选是不可能不受干预的。

•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国的命运，往往会在一些“小事”上现端倪。新华网这两天推送了一位康熙树立的廉政典型，姓张名伯行。张伯行治河有功，又有廉名，调任江南地区任地方官。江南握着天下钱粮，反对异族统治的根基也深，始终是满清帝王的心腹大患。在这样的地方，像张伯行一样办事认真的人，就容易捅到马蜂窝。张伯行先是接到了一个本地船队被海盗打劫的报案，然后发现这个本地船队竟然办假证雇福建船员，且从事的是远洋贸易。顺藤摸下去，船队老板叫张元隆，因为他的兄弟是当地总督噶礼的女婿，办假证都是小意思，还借用军舰运过米呢。不过，噶礼因为随康熙出征过准噶尔，很得康熙信任。康熙维持江南政治稳定的意愿最终占据上风，这件事以张伯行调回京城、张元隆（很可能是）诈死、海禁收紧宣告结束。据说这可能是满清最后一支大型远洋船队，中国的海洋发展再遭暴击。由此至乾隆年间，东印度公司的洪任辉告御状，这个逆时代关闭的海上大门，被航海时代历练过的坚船利炮所撞破，成为宿命。

这次来上海，有幸聆听一位浦东老前辈忆当年。和北京一样，原来的“大上海”，核心区很小，从面积上来说比北京小多了。不过，和北京不一样的是，上海最先甩开了步子，从浦东开始，重塑了上海。

为什么浦东敢为天下先，而且成功了？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倒回去看，浦东人和早年的深圳人一样，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有一股子狠劲。没有这股子狠劲，当年的“烂泥渡”起不了高楼，也就不会有“三件套”，更不会有全中国顶级楼盘中的汤臣一品。

老前辈说，当年浦东人过江去，因为略带口音（恕我听不出来），在浦西被称作“乡下人”。我心里笑没敢接，在纯正上海人眼里，全中国除了黄浦、老静安、徐汇、长宁还有虹口出身，怕不是都“乡下人”？不过，身处“乡下人”包围中的上海人，现在也应该领教了，毕竟是这乌泱乌泱的“乡下人”成就了整个国家的繁荣。

当然，上海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神。比如，交通管理仍是针对机动车的，面对不压实线、礼让行人、城区禁鸣笛这些规则，上海的机动车真的是毕恭毕敬，但是电动两轮车就不理什么规矩。又比如，施工遗撒扬尘噪音什么的，在上海没两天，都被我遇到不少。遇到悲观点儿，可能要感慨，这社会是治不好了。

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拿这十年跟上一个十年比比就行。你会发现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只是一个社会进化进程中的片断而已。

所以我对上海的看法有所改变，不是因为意料之中管理上的破绽，而是因为之前提到的“乡下人”。这些“乡下人”，纵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但是他们正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化熔炉里，努力着成为上海人，更有可以成为一个个心系世界的中国人，不是很让人激动吗？作为一个北方人，以前总觉得的上海“小”，现在因为这些热情的愿意帮助陌生人的“乡下人”的存在，我觉得的上海不“小”。

况且，上海的另一个“小”，也不是真的“小”。

站在北京说上海“小”，那是从绝对面积上说。北京总面积16410平方公里，上海总面积6340平方公里，只有北京三分之一强。

但是，北京山区多。依着平原区面积来论，北京6320平方公里，上海5954平方公里，非常接近。

如此接近的可用面积，同时又有差异巨大的总面积，意味着北京要在基础设施上花更多的钱，才能达到和上海差不多的收益。我觉得这是上海比北京“大”的地方，也是“乡下人”之外，长三角仍将比京津冀跑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利”。

开头提到的老前辈谦词，说自己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在浦东的发展上坚持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海又何常不是呢？改开的天时，数代积累的地利，城市化带来的人和，不仅让长三角起飞了，也让曾经把浦东展现给世界的“乡下人”们有了机会，帮助更多的“乡下人”实现他们的梦想。这话并不是老前辈亲口所说，但是这事是老前辈正在做的。老前辈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说，理想主义者永远年轻。

高铁过了徐州，无座票的乘客就多起来了。离上海越近，越多。

托高铁的福，初次到闸北。感觉有点儿像北京的，四环外？没想像中管理得那么好，但是比北京还是略好些。至少汽车礼让行人（不让会挨罚），当然小电摩和自行车依然无视交规。

附近没啥像样的商业，老小区比较多，小区停车难和北京没大差别，但是小区外路侧乱停车很少见，大概是真罚钱。晚上路过一个街边餐馆时，门口竟有一个醉汉在踢另一个醉汉，没人看热闹也没人管闲，我绕着走过去了。一路走着，人行道有的也很破旧啊，坑洼比较多。

开车去了趟浦东，某些大型场馆附近停车也是挺乱的。占用人行道停车的也不少。交警把路侧清理得很干净。最后把车停在了滨江停车场，收费真不高。停车场上面是江岸的餐饮街和滨水道、跑步骑行道，餐饮以星巴克蓝蛙什么的西餐居多。

上海司机大多开车还是很规矩，跟车不像北京那么紧，毕竟车道普遍窄，视野会差一点，得给自己留点反应时间。城区不准鸣笛，所以，远光是主要“交流”手段。

咖啡时光后，去正大广场吃午饭，有三层是餐饮，食客以周边打工人为主，过了午休的点儿，商场里就没什么人了。

上海的大院、园区什么的，感觉门禁没有北京那么变态，有事登个记也能开车进去。安保相对比较灵活，不会死掐着你不让进。有的幼儿园也敞着大门，北京大多不敢这么干。

淮海路太长，有种走不到头的感觉。难得的是这么长一条路，一路人气都很旺。让我想起了当年一路小店的东四。当然东四既没这么长也没这么洋。一路洋楼带你走向宋庆龄故居和对面的武康大楼。就是马路太窄，一路不设自行车道，汽车贴着便道路沿石走，离行人真的有点，太，近，了。

常德公寓和康定路那座小楼都是张爱玲故居，不过两者距离差得远。常德公寓是楼下咖楼上住宿的多层商住楼，离淮海路近。康定路小楼是张爱玲出生地，李鸿章的私产，离苏州河近，附近有大片石窟门居民区。小楼原本是花园别墅，现在花园上已经盖起了社区的办公楼。别墅小楼也和社区文化中心合体，有图书馆、居民议事厅、上下四层，完完全全对公众开放：谁都可以走进去，不关门的房间每个都可以进（包括图书馆书库）。当然，书不能借走，只能坐在阅览室里看。就这一点来说，上海的管理还是让北京居民有点羡慕。

康定路附近，随便就能找个公共停车场，不贵，10块就搞定了。依然没什么人敢路侧违停。淮海路上某幼儿园接孩子排长队占一条车道的情形，应该是执法者作了点让步。

新世界城有两个停车场，一个地下的一个立体的。有点儿像崇文门那个新世界嘛。从这儿算南京路的起点，一直走到外滩是1.6公里，感觉这一路繁华得有点虚幻。从王府井大街南口算起，往北走到金鱼胡同也不过1.2公里左右，完全没有这么繁华。当然，考虑到实际商业面积，南京路和王府井可能就不相伯仲了。南京路上不少临街旧楼商铺，上面还是有住户的。我往南京路步行街一侧的暗巷里走了走，只需几步，直接从繁华都市走入了城中村，反差太大。

上海这个城市，或许，藏起来的暗物质多。这点不像北京，大部分时候，明就是明，暗就是暗，从不欺骗大家的眼睛。

• 现在的手机太大，已经不适合横屏打字，结果是竖屏打字手感刚刚好。而且因为竖屏的键盘宽度有点儿接近末代黑莓，多少还产生了亲切感。

• 《拆弹专家2》试图讲一个好故事，但关键节点处理的太突兀。刚刚还在健身求复职，一转眼就去行李柜送炸弹了，单这一个环节，像是初学者剪出来的片子。

• H&M 这些年一直用那么薄的衣料，竟然也没攒下啥资本，一个声明之后中国市场说丢就丢，属实悲剧。对跨国公司来说，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是生意的基础。当然，前提是要区分那些是政治驱动的。不要像这次一样，中了 BCI 的招，最后 BCI 撤个稿就完事，跟风的惨兮兮撤出市场。

• 前美国政府智囊劳伦斯•威尔克森的演讲视频，直白地道出美国在中国新疆的战略意图。真是神助攻。这段视频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被播放了一遍，不知在座的外国记者们是装作看不见呢还是装作看不见。在这场泼污战里，信仰信念人权是幌子，生意恶意利益才是里子。这些外国记者也真是让多少年来鼓吹的新闻专业主义颜面扫地。

• 在这一场温和的抵制潮里，年轻人理智且自发地互相提醒拒绝过激行为，不要上高级黑的当。这是中国年轻人在斗争中成熟的标志。外媒幸灾乐祸地说中国释放出“民族主义”将来有恶果，这是多么不了解中国的判断。外媒偏爱雇佣“相同价值观”的中国人，在“相同价值观”的小圈子里写报道。他们太不了解中国的年轻人。特朗普和鲍里斯之流释放的才是“民族主义”，中国的年轻人只不过想要一个符合事实不抹黑的叙述，只不过“反跨国霸凌”而已。如此普世的价值，竟然被外媒抹黑成“民族主义”，真是再度刷亮年轻人的眼睛。

• 老话讲伸手不打笑脸人，中国人其实最怕表面客客气气暗地里使坏的。现在对手脸都不要，坏主意都摆在明面上，反而好办。外交部的发言人也没以前那么多拘束，面对公认的流氓，怎么处理都是稳赢。

• 以前我们认为（在一些事件以及高等教育中也被反复确认），在基于事实的表达和判断上，西方占优，我们整个知识阶层不断地批判基于情绪以及偏见的表达，以至于自我轻贱怀疑所有出自我们的表达。特朗普上台之后，尤其是疫情之后，这个基本的框架被颠倒了。我们在以前那个疯狂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公正地看待问题，当我们用这把尺子度量当下西方的种种政治言行，我们立刻明白了，不必再自我怀疑，我们已经掌握了方法，是非和道路其实很清晰。

在网络上流浪这么多年，终于在昨天，用了一个小时，建起了这个拥有独立域名的网路日志（在这么矫情的时刻，请允许我说得更台湾腔些~）。

付钱一小时，装修一两天。

从最爽快的一小时一直折腾到今天，其间还做了一顿新蒜鸡胸咖喱饭、带娃去上课外班，在生活工作两手抓的情况下，到今天，终于折腾出一个相对满意的模板，还有幸邀请（拉拢）到一位常驻作者（此处呱唧呱唧）。

作为一个资深网络流浪者，这些年来蹲黄的网站包括但不限于 Chinaren、水木BBS、猫扑、微软live（msn的衍生品）、博客中国、饭否、Blogbus等等，流浪末期还在微博和简书上得到了被直接扫地出门（删号）的优待。

何德何能。

我自认为是数以亿计网络流浪者的一个缩影，惶惶如丧家之犬，只不过是想找个保存自己记忆、又能与人交流的地方。

在人人都想当版主的时代，我有过一个这样的“家”——是朋友们的一个自建论坛，叫wuban。随着大家各自成长以及 SNS 这个魔鬼开始吞噬大家的时间，论坛作鸟兽散，结束了我流浪中最安心的一次落脚。

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苦心经营的 blogbus 被渐冻直至封印。在这段时间里，最困扰我的，不是对政治话题的封禁，而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涉及网络欺诈的词组组合的屏蔽，比如＂发＂和＂票＂的组合。在 blogbus 最后的日子里，每一篇文章的发出都经历着猜猜我是谁一般的自我审查（因为 blogbus 不会告诉你具体是哪里违规），令人发指的是，blogbus 最令人称道的 CSS 自由编辑也因为违法信息的渗透而名存实亡。我精心设计的 CSS 经历了一遍又一遍的提交都被挡在门外，这让我无心再战，搁置了 blogbus ，直到某一天它宣布进入＂维护＂状态。

意识到 blogbus 实际已经死亡之前，简书的出现让我试了试用 markdown 写东西。在反复删除敏感词之后勉强可以在 blogbus 上同步。同时我也受广大群众的启发，开始在 wordpress 上留下备份。终于，在 blogbus 休克之后，没过很久，简书的号也炸掉了。

blogbus 被封印是针对整个网站的。简书炸号是针对我本人的。我难以理解。在简书的文字里，最敏感内容的可能就是一段周濂的访谈而已。我就很茫然地失掉又一个流浪落脚地。

独立建站这事以前不是没想过，身边很多朋友也早早就注册了独立域名的小站，但当时注册维护的方式略复杂，我嫌麻烦。近来，我也是非常偶然地看到了00后重新兴起建站潮流，知道随着云服务供应的扩大，可以很方便地注册维护，这才一头扎了进来。

事实也是如此，真的很方便。于是，我结束流浪了，希望和我有同样经历网络流浪者们也能拥有一个家。

2020年我们没想到的事情，最大件的就是，新冠肺炎来袭。

然后，我在疫情初时惶惶然的情绪中，睡眼惺忪地刷到了科比坠机的消息。

之后，不可能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以至于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刻，我们也不能摆脱惴惴不安。

当然，这也是因为疫情再度来袭。

中国人在这一年重新找回了国家认同。可能是这悲剧的一年里，真正能让人振奋一点儿的事情。未来50年，一两代人会受此影响，驱散长久以来笼罩在这个国家前途上的迷雾，拥抱一个更光明、配得上他们的勤奋与努力的未来。

2013年末，乘渡轮从长洲岛回港岛，坐后舱前排。途中，儿子晕船呕吐一地，座椅上也沾了些。老婆负责收拾儿子身上和PVC座椅上的污渍。我拿出纸巾开始擦地。

这时，后排站起来一个香港男子，动作迅猛地在舱内巡视一圈后，从垃圾桶附近找到些废报纸，给我递了过来。我用普通话谢过他，用这些报纸加上纸巾和湿纸巾，很快把地面收拾得一干二净。这个过程中，至少我没有注意到有人拍照，船舱里也非常安静。对我儿子来说，呕吐是最激烈的，然后一切都迅速平静，好像没发生过什么。

其实不论香港还是内地，城市就是这样，在挤满陌生人的街头、巴士、地铁和渡轮上，在那些随机的“状况”发生之后，伸出援手的人总是屈指可数。就算生出嫌恶和不满，大多数人也会把它埋在心里，然后继续做自己的路人。

拿报纸的递给我的港人是少数，会热心帮助撒尿儿童的港人是少数，给撒尿儿童拍照的港人是少数，凑上来打抱不平的港人是少数，甚至素质极差的内地人也是少数……

但是，当他们一起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一切就好像都变成了多数。

用一两个人的面貌去描绘一个群体？在面对熟悉的群体时，大多数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面对陌生的群体时，人们脑中的画笔就不再拘束了。

香港可以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城市，处处都有活雷锋，处处都是高素质的绅士化广东人；香港也可以是一个极度排外的城市，面对内地人冷若冰霜，面对洋大人热情如火——这些都是我们遇到二三事之后，可以想象出来的部分，完全可以自由发挥。我们会用同样的手法来描绘自己居住的城市吗？

香港也是一个城，形形色色的人居住的城，单从种族上来说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只讲粤语的三教九流处女天蝎，对于内地人来说，实在太陌生。而迷雾重重的大陆，对香港人来说，也是太陌生。

拿出跟陌生人交朋友的办法，少一点猜忌，多一点善意，不好吗？

＊早年发布于简书，简书账号被强制注销后迁至此地‎

《被掩埋的巨人》主要人物及其隐喻

巨龙魁瑞格：大一统，中央集权。
奄奄一息的巨龙象征着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其实无论是南斯拉夫、俄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就算由君主制变成现代国家，君王坠落，但大一统的渴望未死，对中央集权迫切性从未改变。人们需要一个大一统的躯壳，人们需要这个躯壳所象征的国家意志的完整和集中。

龙息或迷雾：意识形态控制。
大一统的框架下，单一民族概念当然最便利了，比如日本。如果囿于现实条件搞不成，那就搞多民族团结概念，通过对教科书历史的改写、通过官方语言、通过其他形形色色的舆论控制手段，制造民族之间历来是和平共处的记忆。小说里，龙息让记忆模糊不清了，现实里的意识形态控制不就是这样的迷雾吗？对于某一次革命，在教科书上可以是革命的积极的，而在现实中往往少不了种族仇杀的成分，这些，对于双方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掺杂着荣耀与耻辱，他们怎么去表述这次革命，则依某时某地的政治形势而定。在大众面前，迷雾以及岁月的冲蚀，已经让这一事件的面目相当模糊了，有些人就难免被操弄和利用。

亚瑟王：革命党领袖，代表着革命意志。
只问革命，不问苍生，必要时可以冲破一切旧框架，包括屠龙。但是也要与现实妥协，否则无法实现革命。当发现龙不能杀，旧的框架需要保留时，适时改变革命路线，革命党变执政党。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人物掀起过革命狂澜，但是，能在粉碎对手之后确立一个稳定的政治，这样的人并不多。

梅林：革命党宣传机器，民族团结概念的制造者。
借龙的躯壳为极权还魂的魔术师，毕竟这个壳已不再属于君主，它的迷雾包括荣耀的民族、灿烂的文明、骄傲的历史、伟大的梦想等等等等，它让人不再是单独的人，它强调人对宏大概念的依附，然后用这些宏大的民族新概念冲淡旧的民族矛盾，用新的民族团结记忆来遮盖旧的民族冲突记忆。它与民族主义者取法一处，归宿则不同。

高文爵士：革命党中所谓的左派。
名义上要激进地贯彻革命，还是一副革命党人的装扮，但甲胄已锈、战马已老。实际上已成为革命成果的守护者，但是仍要空唱革命目标。关键时刻，还要成为中央集权核心架构的拱卫者，在大一统衰弱之际，难逃死在民族主义者剑下的命运。

埃克索：与革命党渐行渐远的右派。
带剑不带盾的骑士，最初担任着革命派的统战任务，理想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面前，他的和平承诺变成了欺骗，他无法摆脱罪恶感，在迷雾中混噩生存，也在渐渐地重拾自我，可能就这样死去，也可能会走上与权力核心相反的道路。埃克索很像是托洛茨基的一部分。

布雷纳斯爵爷：主体民族中的权贵，政权掌控者。
在一个不变的躯壳里，从一个政权到另一个政权，主体民族中的权贵有足够的实力保证自己的家族长盛不衰，革命只能算作家族史中的波澜，他们仍是实权派，是弄权者中的一员。他们表面奉平等团结为圭臬，暗自行相反之事。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见风使舵，在亲眼见到大厦将倾之前，他们一直会坚定地捍卫既得利益，无情地镇压一切反对力量。

维斯坦：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是天生的征服者，在政权中长期自认为边缘化，让这种征服可以冠以复仇之名，从而变本加厉。无论任何时候，民族主义者的“和平”只是方便自己行动的外衣，是为征服所做的必要的隐忍。他们时刻准备着对当权者的最后一击。如果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只能在废墟中诞生，维斯坦们就不惜让一切变为废墟。对于维斯坦们来说，当下的「解放」压倒其他一切价值，这是他们幻想出的、解决未来一切问题的钥匙。

僧侣：官僚团体，知识分子团体。
他们游移摇摆，他们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技术员，无论他们是否被奴役，无论是在新体制还是旧体制里，他们都有一席之地。他们可以为大一统献祭自己的生命，并将其视为技术上的行为，与信仰毫无关系。一旦发现了其他的通路，他们的犹疑迟早会让他们反戈一击，投奔新的主人。

比特丽丝：被裹挟的国民。
他们中最了不起的人不会放弃最真的爱和最朴素的愿望，努力寻求着真相，然而这并不能改善他们的无力，在破碎的梦中死亡是他们通常的归宿。

埃德温：下一代革命者，仇恨的种子或……希望。

北京一位规划师这样说：

北京的保障房其实基本上只能保证具有北京户籍的一些特定人群。

好像保障房应该很公平似的。

当你所在的城市得用优惠的价格为你提供一套产权住房，且未来会成为一笔可继承的财产时，无论这个制度受不受户籍的限制，都挺荒唐的，遑论因为户籍和地产价格不同带来的天壤之别。

保障房并没有什么公平，即使政策执行得滴水不漏，也只能算是极其有限范围内的平均主义，尤其轮候制度，更像是乐透。

当然，一个城市也不会只供应保障房，否则怎么吸引人涌入呢？

规划师又说：

如果在政府不能提供对于这些人的居住权的保护的情况下，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空间或者以消除安全隐患的名义，把他们从地下室、从城中村当中赶走，其实也就抽掉了很多在北京的打工者甚至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第一个台阶。

这是政府的“错”吗？提异议也要找准目标啊。政府确实有错，错在于丧失了监管，马后炮，没有制止非法的租住行为。

地下人防设施用于租住，是否是对紧急避难者的不公？城中村的私搭乱建是不是对其他守法村民的不公？群租房的种种乱象是不是对相邻居住者的不公？

政府的职责并非为每一个居民提供确切的居所，而是为一个具体体量的城市规划好相应数量的居所，这恰恰是规划师应该做的。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规划者血溅五步以维护规划的尊严，铮铮者如梁思成，也挡不住拆城的洪流不是吗？当规划师和我们一起站在这座规划的荒城之上，是不是应该先自嘲一下，再去奢谈什么居住权呢？

我还有两问，规划的正义、城市的正义，是只针对新居民的正义，还是对老居民也适用的正义？一个好的城市，除了繁荣，要不要民主、责任、公平、活力、可持续？

的确，不受践踏的原则只存在于理想中，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个微小的居民怀抱同一个目标，可不可以为各自的权利而博弈呢？情怀满满的规划师，请在下一次规划中坚持一下自己的意见吧。

有一次上四环，短短二三百米的路程，只是因为主路上发生一起轻微追尾，走了7分钟，至于再过几个7分钟才会有交警到现场处置，不得而知。

据官方数据，北京交通拥堵21％因事故而起。希望官方也能做一个统计，这些引发拥堵的事故中：
－有多少是可以由司机快速处理并尽快挪车的？
－有多少是必须由交警现场处理的？
－交警到达现场平均所需时间是多少？
－其中不挪车引发交通堵塞受到处罚的占多少？

搞清了这些数据，我们起码可以知道，从何入手降低这21％的拥堵。

这里讨论的是，在路网密度无法提高的情况下，交警有没有可能改变状况。（路网设计密度不够，道路单一，导致一有事故，车流无法分流，是事故造成拥堵的背景原因。）